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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他指着一个男孩说。 “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岁。” 米尔斯拿着烟斗。“我猜清除杂草也不需要什么太大的力气？” 他叹了口气。所幸这片平坦的土地令他满意。比4英亩要再稍大一些，大部都能用作试验地。他粗略测算了一下，可以在周围设三行保护行，种对照组的本地棉种，以防有人摘取棉铃，或者乡间牛羊践踏。一个试验区正好一英亩，不过依然得求因子数。重复三次，一共四个试验区，以降低误差。如果条件允许，应该重复十次的。不过也有人认为扩大试验区意义不大，虽然可以减少试验误差，但也减低了试验效率。 米尔斯看到他的装备只有铅笔，记事板，还有一盘施泰力牌钢卷尺，有些疑惑。“就这些了吗？” 他很快意识到了米尔斯在期待的是什么。更“先进”的技术，例如农药之类的。他告诉米尔斯，他不打算用任何“先进”的技术，因为实验的重点就在于尽可能模拟中国农民可能采取的种植方法。“我们可以用农药，但是这样就会增加成本。这其实是个经济学的问题，弗兰克。的确，我们可以选出最优异的品种来。但是问题在于，如果种植的条件过于讲究，那么成本就会太高。” 米尔斯点头表示了然。他又告诉米尔斯，这些是已经在上海试验田里定型的改良中国棉种，他想要看的是它们在本地的表现。阎县的气候土壤比较具有代表性，如果它们的表现良好，也许下一年就能推广大面积种植。如果这一带的原有品种能逐渐被全部取代，转为种植单一品种，那么也许就不会再出现杂交导致的退化。 在测量完成后，他把雇工们都叫了过来，让米尔斯给他翻译。 “我只有一个原则，”他说。“那就是必须按照进度完成工作。我会把这里划分成四个试验区，在每一个区里，会交替种植试验的棉花，和对照的棉花。” 他半跪下来，用手在地上比划示意。“比如说，从这边起，第一株，是试验品，接下来第二株是对照，第三株和第四株：试验品。第五株：对照……以此类推。为了减小误差，我们必须要保证对每个区的处理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要除草，那么对四个区的除草工作必须都在今天之内完成，不能拖延。这么说清楚吗？” 雇工们沉默着点头。他看着他们的脸，心里并没有把握。 回到镇上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背上已经热出汗来。吃过中午饭（一些昨晚剩下的土豆泥和肉汁）后，他在房里打算换衣服，一边想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浸泡种子，整地，监测温度和湿度。这时他听见外头有响动。他通过敞开的窗户往下望，看见两个士兵站在米尔斯家门口。他正准备下楼梯，米尔斯就上来找他了。 他被告知晏营长需要见他，马上。 还不到一天，他和晏又再次见面了。这个军官和昨天一样，穿着一种灰色制服，领子上缀有红色领章，在下巴底下扣得紧紧的。肩章上面有两道金黄色条纹，一枚五角星，以显示他的军衔。军帽下是一张微微小麦色的脸，鼻梁高挺，在他见过的中国人里称得上英俊。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军官也长着一对深褐色的眼珠，笼罩在帽檐投下的阴影里。他想起了过踝靴上的黑色鞋纽扣。 仔细地打量过了军官后，他似乎明白了为什么米尔斯会说“我不喜欢晏这个人。”军官的背挺得很直，带着一种轻慢的态度，眼里透着精明。他见识过不少野心勃勃的面孔，所以他能认得出那种眼神。当然，他是没法单独和军官交流的，军官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把米尔斯也召过来了。根据他有限的中文，他听到了军官管米尔斯叫“老米”。 至于军官说的其他的话，他连蒙带猜听懂了一点——很奇怪，这个军官的口音和南方人不一样，似乎是一种走了调的官话——不过他倒希望自己听错了。 米尔斯告诉他，晏不允许他再到那片试验田上去。 “为什么？” “他说他要在这里打仗。” 他觉得这简直是蛮横无礼。 晏向他们展开了一张地图，用钢笔手绘的。右上方画了一个十字，用“N”标示了北方。晏告诉他们，他的那块试验地在布防之外，如果他要往返那里，他就会有遭遇黄衣会的风险。所以他只能待在镇上。 但事实上，那是一条很多人通行的大路，离黄衣会的据点很远，从来没听说过有土匪在那里活动。他试图说服晏不要彻底限制他的行动。他手脚并用地解释道：那是一条大路，所有人每天都在经过。如果晏少校认为那条路的风险有那么高，那他就应该禁止所有人通行，而不是他一个外国人。 “我可以减少频率，”他争辩道。“我——我可以接受护送，就像今天一样，完全没有问题。弗兰克，请告诉他我愿意商量条件，但他不能就这样限制我的活动。我看不出有什么这样做的必要。” 争辩没有用，军官很强硬。如果外国人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出了任何差池，那人说，过失都得由他承担。他看到米尔斯在和军官说着什么，不过气氛并不僵硬，就像普通的聊天一样，他们似乎还开了玩笑。但最终米尔斯摇着头，看向他。 “他说‘任何其他地方’，”医生告诉他。“只要不在这里，他管不着你在上海，或者其他地方做什么。” 军官这时又插了几句。“他指的是我，”米尔斯很快解释道。“因为我很少需要离开镇子，我的诊所就在这里。” “见鬼，”他对米尔斯说。“见鬼，弗兰克，合同是合法的，试验是合法的，我是受上海的协会委托的——” 这时忽然有个卫兵进来，跟他们说了几句。有个病人癫痫发作，米尔斯得马上去诊所一趟。他疲倦地叹了口气，摸着额头，告诉医生他会在这个地方等他回来。他今天必须解决这桩事。 “镇定点，”米尔斯匆忙对他说。“你知道在这个地方，一切都会有转机的，就像你的那份通行证一样……” “当然，”他唇干舌燥地回道。 “我相信你不是冲动的人，内特，别跟他起冲突。”米尔斯劝道。“他不好惹。” 他没有回话，看了一眼军官。那人因为被排除在了美国人的对话之外，显得有些茫然，像个迟到了站在门口的，等候老师发落的七年级学生。 “我们可以发电报给一些人，”他对米尔斯说。“我可能得找梅再帮帮我。” 米尔斯一离开，房间里就只剩下了他和军官。一开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气氛尴尬得令人难以忍受。然后军官就往门口走去，呼唤他的警卫兵。他原本以为军官要采取什么行动，但当门口站岗的警卫兵应了一声后，军官瞬间松了口气，仿佛终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于是他意识到这个中国男人和他一样，感到不自在。军官站在门口，和士兵聊起了天，而米尔斯依旧没有回来。他只好坐在那里，把昨天没来得及细看的陈设都研究了一遍。这是一栋宅子的中堂，天花板挑得很高，横梁裸露在外，让人想起北欧人的木屋。木制窗格上蒙着纸，被戳了许多孔，破破烂烂的。他想起很多奢靡衰败的东方意象，例如陈旧的深红绸缎上布满蛛网，或者毫无必要地用白玉装饰的珐琅釉鸟笼，又或者表面覆着污垢的彩绘妆奁。以前这里似乎是有地毯的，因为中间的地砖颜色格外浅一些。屋里悬挂着两副对联，正中央是一块木质横匾，已经开裂，下方是一张五金已经脱落的中式桌子，抽屉上画着一些不甚高明的兰花。出于直觉，他猜这里曾经被洗劫过。 军官不知何时停下了和士兵的交谈，看了他一眼。他们的视线交汇，然后他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决定先打破沉默。 “晏少校，”他用英语说。当然，他也没有任何用中文跟他对话的打算。 那人有些吃惊地看着他，没有应声。但他猜他应该知道自己在叫他，因为那人点了点头，发出了一声“嗯”。这算是他们第一次交谈。 开口是最难的一步，但接下来的就容易多了。他开始对晏解释，虽然知道这只是徒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试验，”他放慢语速，几乎一字一顿地说。和很多美国人一样，当他不确定一个外国人是否听得懂自己说的话时，他下意识的举动就是，说得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声音大得仿佛在训斥。“如果我们能培育出一种优质的、又容易种植的棉花，它将能给本地带来一年数千美元的收入。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一笔很可观的税收。我非常尊敬你的工作，我认为你给我们提供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我如果我被限制在这个镇上，我就没有办法完成我的工作，而我是受到委托的。” 完全是浪费时间，他知道。他之所以在说这些话，仅仅是因为他忍受不了沉默。“也就是说，你不能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他做出最后总结。“事实上，当我签下这份土地合同的时候，你甚至还没有来到这个地方。” 军官不明白他说的任何一个字，微张着嘴，局促，茫然，又好像有点被惹恼了。他从晏皱着的眉间感受到了军官想要表达的意思——这里不是你的地盘。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从马甲口袋里拿出那张通行证，展开，用手抓着上面边沿，将中文的那一面举到军官面前。 “读它。”他说，用的依旧是英文。 出乎他的意料，军官脸上显现出一种尴尬的神情。那双黑眼睛扫了一眼那张纸，又迅速看向他。也许是因为紧张，又也许是因为愤怒，当晏看着他的时候，他竟然感觉到一阵颤粟窜上脊背。他面前的是一副具有男性气概的躯体，健康而紧实，虽然比他矮一点，但正对着他站在那里，几乎可以把身后的光线整个遮住。这人昨天也是这样站在这里，眯着眼审视他的脸。他还没忘记那种不快。 军官伸出两只手，谨慎地将通行证上下调转过来。 他这才知道自己拿倒了。 他很快回过神来，直接把通行证递了过去。“读。”他说，这次更像是命令。他等着，脸颊不知不觉地开始发热。他基本上读不懂上面的字，除了他的中文名。但他知道里面肯定有某个字眼，某道命令，来自于某位远在千里之外的高级官僚，能够威慑这位年轻的中国北方的军官。如果威慑不能来自金发与淡蓝色的眼睛——就像在租界的黄包车上，或有着外国人专座的电车上一样，那么至少它能来自那两枚朱红色的、铁艺花纹一样的印章。这个专横无理的军官，他的长官是谁？他几乎可以想象，如果一位“更高级别”的人物出面，这个年轻男人的脸上一定会出现谄媚的笑容。这人还没有刁难他的资格——只要他想，他可以让他很快地明白这一点。但他没有。因为他想表现得亲切一点，因为他是一个体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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