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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的兵知道他是在指桑骂槐，都笑而不语，旁边一些袖着手围观的本地人，有的也跟着笑。 有人喊道：“营长，我又不会外国话，去了和洋人大眼瞪小眼，怎么办？” 他回道：“知道你没那个本事，所以叫你去做保卫，又没叫你去陪他说话。你操这个闲心做什么？” 最后和骑兵连长罗金贵商量，要找四五个做惯侦查的老兵。罗金贵也老大的不愿意，说既然没人愿意去，也不好指派，累死谁的马都不好。他直接就说：“罗金贵，你的这个骑兵连，我最看不顺眼。”罗金贵听了就笑。他又接着教训：“你几十匹马，吃得比人多，把地都给吃秃了，又不干活。” 骑兵连长也骑在马上，手握缰绳：“我们每日都有搜索的勤务，你管这叫不干活？”想了想又说：“要给他找个保卫队，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这他妈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倒也不是说土匪，只是，要是哪里得罪他了，他毕竟又是个外国人。得罪了洋人，是要重办的——” 他当即说：“要是团部问起来，当然是算在兄弟我的头上。” 罗金贵马上松了口气：“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过了一会儿又问他有没有这个必要，因为那条路往东，是怎么也招不到土匪的。 他便回道，这个美国人的事，上头已经打过招呼。有些事，就是没有必要，也得做。哪怕是做个样子，也得做，这才把罗金贵说服。骑兵连长为人，爱思前想后，半天都下不了决心。他与罗金贵相熟，一是因为他的马是交给了骑兵们在调教，二是因为他们也算是有过命的交情。去年大战时，他曾掩护罗金贵的骑兵突围。他还记得敌军火力压制太猛，罗金贵的人马根本过不去，他亲自领着一队精锐从侧面射击解围，争取了一小段火力稍弱的窗口。罗金贵那时进退两难，犹豫不前，甚至还打算发令下马步战。要不是他当机立断，冲那人喊：“过，过！”罗金贵也不会如梦初醒，举起马刀冲过去，说不准早就全军覆没了。 最后总算商定了让骑兵连轮流值勤。罗金贵对他说：“老晏，你这下可好，接了个烫手山芋。” 他哼了一声：“那能怎么办？落到谁头上了，谁就只能受着。”又摸了摸马脖子，说：“你叫他不要乱跑，他能听你的吗？” 罗金贵看着他那匹名叫“大三元”的栗色母马，说：“你这匹马，性情是顶好的，不愧是我给挑的。” 他说到这马前阵子好像消化不良，罗金贵便问他，是不是自己牵着去吃了草。又叮嘱他，吃草前要先让马饮够水。从前当下级军官的时候，没有自己的马，所以晏甫良一当上营长，首要任务就是让人给他张罗一匹良驹。一是宝马，二是美人，军官们吃饱了没事做就想这两件事。罗金贵也旁敲侧击，问他今夜要不要去游戏花丛。他说今晚有约了，那人便笑道：“你小子一向艳福不浅，这我们都是知道的。” 他也一边笑，一边骂道：“放你娘的屁，今晚拉了条肥的来，老子要做手清一色。” 罗金贵说：“那正好，我们这边炮火连天，你那边也炮火连天。” 说笑归说笑，他最后警告罗金贵：“不许拿公费去嫖。”又叮嘱说：“穿便服去，别让人给瞧见了。” 回到知事府，乡绅们早已在那里候着了，原来今日约定要商量助饷的事情。黄裕馨给他把椅子拉开，他一坐下，把手套脱了放到桌上，那条黑狗又跑了过来。他一边逗弄黑狗，一边说：“鄙营维持地方治安，也有一些时日了。剿匪的事，望阎县各界，响应积极一点。” 车校长身子向前倾，说：“晏营长要打仗，我们的心愿，自然是能不打最好。但如果要打，请快些。” 一个本地的有钱人蔡升祥，也附和道：“请晏营长搞快一点，也好给我们一个痛快。” 那黑狗呜咽几声，在撒娇。他挠了挠狗下巴，说饷从税出，筹饷的问题，还是在税上面。“车校长，你开办小学堂，理应出一笔教育特捐的。徐文香忘了征，现在要补征起来。” 几个本地阔人面面相觑，最后还是车校长小心翼翼问：“晏营长这是要发展教育？” 他说：“车校长，是你开展教育，所以要交一笔教育特捐。” 车校长听到这无耻言论，如遭雷殛，半天才缓过劲来，说：“小学堂不收钱的，乃是公益事业。” 那黑狗玩够了，就想要到别处去。晏甫良两膝夹着那畜生，又抓着两只狗耳朵，不让它溜走，一面回道：“那就交一笔公益税。” 蔡升祥终于忍不住道：“晏营长，公益税不是这么算的呀。是为发展公益事业，所征的税，才叫公益税。不是做了公益事业——。” 黄裕馨打断他：“蔡老板，你懂得倒比营长多些，是不是？” 那姓蔡的虽然不忿，但也没作声。车校长很恳切地说，不是阎县态度不积极，实是晏营长麾下健儿，所食甚多。不过，晏营长为阎县如此出力，“我们也自当向团部上书，为晏营长请一个嘉奖。” 这提议虽依然具有马屁性质，可相比那句毫无卵用、徒招是非的“官长功劳大如天”，倒有实际好处。他心里正掂量着这枚奖牌的轻重，小陈忽然进来，报告说，外国人又来了。 他问：“哪个外国人？”手一松，就让那黑狗溜了。 小陈说：“年纪轻的那个，前几日下午来过的，不知怎的又来了。”黄裕馨问：“你让他进来了没有？答曰：还在门口候着。 车校长几个人一听有客造访，好似听到了撤退号角，趁机告辞，马上跑了。 乡绅们一走，晏甫良关起门来，决计紧急召开一次临时会议，主要讨论的问题是谁会讲美国话。 黄裕馨答道：“我军校里学的是德文，就那点三脚猫功夫，根本开不了口。”小陈也忙不迭说：“营长，你是知道的，我小学都没读完。”他略一沉吟，问，那个副总统呢？黄裕馨说：“要真让那娘儿们去讲什么付昂塞，恐怕要闹出外交事故的。” 最后他又问，营里到底还有没有会讲美国话的？ 黄裕馨说：“军校里不是学俄国语，就是学日文，要么就是学德文，学美国话的，好像确实不多。” 他自己也做出一副为难样子来，说：“可惜我当年修的是日文。” 他在军校时确实选了日文，因为听人说日文最为简单，连蒙带猜都能看明白。不过因为抵制日货，就没认真上过课，考试时，教官也说，只要不交白卷，就给满分。故此他的日文，学了跟没学一个样。 最后没有办法，只能让那美国人进来。小陈前脚刚走，他就对黄裕馨抱怨道：“这美国人真不是个东西，管你听不听得明白，一个劲儿地说他那美国话，跟教官训话似的。”黄裕馨说：“那可不就是教官训话么？管你愿不愿意听，也没指望你回话。他就只想说他的，要你听着罢了。”这时他听见黑狗在门外狂吠，站起身来，正好赶上小陈领着美国人进门。那人手上提着一个包，还戴了一顶毡帽，见到他，捏着帽子顶，往上稍稍提了提。几人互相看了看，拿不准要不要握手，他便示意那人坐。但那美国人并不落座，而是看看黄裕馨，又看看小陈，最后看向他。 他明白了，说：“你们两个先出去。” 于是这屋里又只剩他们两人。他的助饷大会开到一半，被这美国佬搅黄了，心里窝着火，便随口骂了几句。不过幸亏美国人听不懂，他也就过过嘴瘾。美国人见屋里没有旁人，便把公文包放在桌上，取出一个不大的黄色粒面皮绒长方形盒子来。从上方从打开盖子，又从里头拿出一台照相器。那人把照相器举起来，按下一个按钮，马上弹出风箱一样的镜头来。那人一边用英文解释，一边用手拨动镜头前的金属环。又翻到背面，从机身上取下一个小棍，示意他可以拿这个棍子，在背面的一个缝隙上写字。展示完了之后，便把这相机塞到他手里。 他看着这个沉甸甸的东西，想起去年誓师出征，整伍赴战前，司令部派人来给他们拍照片，用的好像也是这么一个玩意儿。那时他和其它军官一起站在营房门口，各人随便挑一个位置，腿分开站着，拍照的人就把机器举在胸前，低头往下看。这美国人的照相器虽然没有那么大，但价钱应该也是很高的。他抬起头，疑惑地看向美国人。只见那人眼周泛着绯红，嘴唇很红，两颊也很显血色。脸上的汗毛很多，也是金黄色的。仔细看，五官仿佛刀劈斧凿般，而且劈得并不十分对称，越离近了看，越看不出个形状来。 他见那人不动，马上明白了：他要向他行贿。 他有些生气，说：“我不收东西。”把相机塞回那盒子里，推回给他。那人瞪着一双碧眼睛，只是站在那里，思索了片刻，又推给他，还试探地向他一扬眉。 他看他那副自作聪明的样子，好气又好笑：“谁教你的？”又跟他说：“我是真不要，不是讲客气。”那人听不懂他的话，他也听不懂他的。他心烦意乱，心里嘀咕道：我不是为难你，你送东西也没用。不让你去，是因为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就唯我是问。你明白不明白？一面把匣子拿起来，就往那人包里塞。 就在那当儿，他忽然瞥见包里有一个硬皮纸盒，上面印着外国街景，左下角画着金色钱币，和早上小陈拿进来那枚一样。那美国人见他迟疑，会意地将那盒子抽出来，打开盖子给他看，只见里面都是做成钱币样的外国糖，金光灿灿，足以乱真。又把盖子合上，递给他。 他想，今天要是不拿他点什么，这个美国佬怕是不肯走的。于是把盒子接过来，说：“把这个留我这儿，总行了吧？” 美国人竖起大拇指，他也跟着竖起大拇指。又忽然想起来，那人怕不是以为他贪财，不知道这是糖？于是忙取出一枚糖来，要当着他的面，把糖吃给他看。他其实也没吃过这种做成金币样子的糖，半天找不到从哪里开启。他头一次吃可可糖，还是民六、民七年在军校里的时候，一人发了一小块，说是德国军队口粮，欧洲大战之军需品。今天吃的这一块，不知怎的竟然很甜，没有平时吃的德国货的那一股子苦味。他觉得不好当着别人面吃独食，便也分了一枚给他。那人接过来，很爽快地也吃了。又询问了他一句什么。他猜是问味道如何，便点头说：好吃。 美国人走后，他把纸盒子打开来，又小心翼翼地合上。这外国玩意儿很精巧，通身白底，用粉蓝二色印了外国房子的样子在上面，令他想起从前见过的德国租界。那年军官学校放暑假，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约着，到青岛去玩。他头一次见识租界，看什么都新鲜。他们在海湾边上站着，远眺依山而建的红色屋顶德国房子，其中绿树掩映的某处，应当是曾经的总督府。于是不由把栏杆拍遍，遐想起来，说德国人当年何等趾高气扬，现在还不是灰溜溜地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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