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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小麻烦，米尔斯告诉他。原来这些士兵不允许他们通行，因为这一带被他们的长官封锁了起来，对进出的人实行管控。但也许并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他们中的一个正在回去请示他们的长官，很快就会有一个答复。他摸了摸马甲里塞着的那本护照，希望用不着把它拿出来。太阳升起来后，晨雾渐渐消散。蚊蚋低飞，悬浮在长满杂草的荒地上。圆面包一样硕大的牛粪到处都是，几乎没有容人下脚的地方，目所能及处都是苍蝇。不远处有一群水牛，身上爬满数以百计的牛虻，在它们的栖息地上方持续地形成一片嗡嗡作响的雾团。他忍不住想，在这样的地方是很难不得霍乱或者疟疾的。 那个去禀报的士兵过了很久才回来，跟着他过来的是一个没有见过的年轻军官。那人和他握过手，米尔斯告诉他那人姓黄，是军营里的副官。军官眼睛细长，脸形很窄，让他想起中国古董画里的前清官员。军官和米尔斯寒暄了几句，看起来彼此都很熟悉。很快，他们就获得了通行许可，但带有附加条件：黄副官要求四个士兵和他们同行，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因为通行道路上可能有遭遇匪徒的危险。 四个骑马的士兵很快就被派遣了过来，而米尔斯和他的坐骑——他很快就注意到了，赶车的人在路口等他们——是一辆骡子拉的车。车夫拿着一杆鱼竿一样的鞭子，骡子正跪在地上休息。 “如你所见，”米尔斯说。“这就是我们的凯迪拉克。”’ 他们笑了。“你不坐轿子吗？”他问。 “好问题。我习惯了走路，所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轿子太显眼了。你需要吗？” “不，”他说，一方面是他也习惯了走路，另一方面是他总觉得过意不去，因为他虽然偏瘦，但是相比东方人依然要高大不少。他知道自己挺沉。 米尔斯告诉他，六个墨西哥银元可以包下来十个月的半天使用权。他决定要了。成交。他掏出钱包，开始翻找银币。在中国，钱币是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几乎每个省份流通的货币都不相同，虽然它们大部分是银本位的。换汇更是噩梦，而且那几年美元的汇率一直在跌。教会考虑到了这一点，将给他们的津贴上调了一些，不过也仅能勉强维持生活所需。他找到了几枚墨西哥银元，车夫很满意地表示这就是他要的“鹰洋”。 他本希望能够在去年年底就亲自来看一趟这块试验田——这块花费了他绝大部分资金的4英亩土地，但是因为政局动荡，他一直没法拿到进入内陆的通行证。身为一个外国人，他发现自己对此深感沮丧。不过他的中国同事们就不一样。这个国家从他们记事以来就一直在打仗，所以他们有很多生活的经验。例如，收到了开战的风声，就收拾东西躲到租界里去；等到事态平息，再搬回家住。他们似乎相当淡定，很清楚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在不确定性中灵活穿梭，就像针线从平纹布里找到出入的缝隙。他还记得年初的时候，梅带他去找某个部门，办前往内陆的通行证。到办事的地点一看，只有几个人坐着聊天，喝茶，嗑炒熟的葵花籽。你们的头儿呢？他让梅替他问。 “跑了。”一个中国人平静地嗑着瓜子说。 因为听说北方的军阀要来，一些担心自己与政治牵连太深的人便离开了上海。最后是梅通过他父亲的关系，设法给他找了几个“能说上话”的大人物，才给他盖了那两枚宝贵的印章。 米尔斯在摇晃的骡车上拿出一张纸，上面按了红色的指纹。那是一份和本地人签的契约。“张牧师帮了很大的忙，”医生说。“他们只允许租赁，不能转让。买卖土地在这里是件很棘手的事。幸运的是我们并不需要在上面建房子，这能让事情看起来不那么——不那么可疑。” 他接过那份田契。上面是墨水写的毛笔字，他看不懂。米尔斯和张牧师的确在他无法亲自挑选试验田时帮了他很大的忙。那时他从上海给他们发了一份电报，请他们帮他找一块“普通土壤。”他本来想说“在酸碱度和黏度上较为平均的土壤”，但又想到这个要求似乎过于死板。 “请帮我找一块租金适中的、近年内没有种植过棉花的地。”他写道。如果租金适中，土地大概不会过于贫瘠或肥沃。 而且他缺钱。他现在手里只有剩下来的那一点中华纱业联合会的资金，而它们都是罗威尔从别的学校那里抢来的。据说为了给联合会前来考察的专员们留下深刻印象，罗威尔监督圣约瑟的大一新生们擦了一个晚上的标本室。争取资金的时候要不择手段，脾气暴躁的生物科主任告诉他。有一些中国人办的大学也在竞标。为了把他们挤下去，罗威尔动用了他在上海的所有关系：领馆的人，驻华商业公司代表，教会的高层，促使联合会相信只有“美国开办的学校”才有条件开展改良棉种的实验，因为美国的技术是最好的。罗威尔告诉他，一定要学会如何推销自己的研究，不要避讳使用诸如“伟大”之类的词。伟大。最伟大的项目，一种新的棉花，将挽救一个百万美元的产业。极度萧条的华东纺织业正等待被拯救。 “我想这些剩余的资金也够用了，”他违心地告诉米尔斯。“本来圣约瑟想让我带薪休假，但那样只能拿一半薪水。所以我现在拿的还是全额薪水，加上剩下来的资金——我想，呃，我想应该足够了。” “你自己的津贴，”米尔斯看上去难以置信，“你把你自己的津贴都搭到这里面去了？” “对。” 所以我没钱把上海的佣人带下来了。不过他没说。 过了一会儿，米尔斯问，“现在圣约瑟谁在管财政？” “主要是约翰·福德姆。”他说。“他是文理学院的院长。” 米尔斯撇了撇嘴。 “你也不喜欢他？”他直言不讳道。 米尔斯对这个问题有点措手不及。“好吧，你知道，他有一点那种’哈佛态度’。”米尔斯尽量说得很谨慎。“觉得自己很优越，虽然他确实也是个非常能干的人，” 他觉得米尔斯对在中国的美国人圈子也未免太了如指掌了一点。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小的圈子。米尔斯告诉他，圣约瑟几乎是哈佛毕业生的势力范围，作为一个康奈尔人，他其实更适合去南京。哥伦比亚的人在华北更活跃。至于耶鲁——“他们在长沙推销耶鲁，很成功。你听说过雅礼吗？” “他迟早要当校长的，”米尔斯又说回了福德姆。“如果中国人没意见的话。不过我觉得他们已经开始有意见了。整个教会学校的领导层都是美国人，他们在试图改变这种情况。” “那也不是坏事，不是吗？” 他猜自己的观点有点过激了，因为米尔斯对此不置可否。 罗威尔知道他们有竞争对手，他们不是唯一想要在这场百万美元竞赛中拔得头筹的人。自从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就处在一种改进棉花的巨大热情中。纺织业是现代文明的旗舰，而棉花就是燃料。绝大多数中国本土棉花纤维粗短，只能纺20支以下的粗纱，所制成的棉布无法在市场上与进口棉布竞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两种美国品种，“阿卡拉”和“特雷斯”被寄予厚望。数以吨计的种子从美国大量进口，但在种植几季后，出现了全面退化，产量与品质皆有向下趋势。原因是与本土棉花混种导致的杂交。棉花异花授粉，容易杂交，这些与本土棉花杂交的美棉后代纤维粗短不齐，光泽及拉力甚至不如本土品种。 除此之外，雨水也令棉田实验者们头疼。“当你掰开棉铃的时候，”罗威尔告诉他。“你会看见那些可怕的绿色的棉籽。我们曾经以为那是因为杂交，但这一代的亲代一直是黑色，而绿色是隐形性状，所以不可能是发生了杂交。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水分。水分过多了。” 纤维长短与降水和土壤湿度有关，缺水是导致纤维偏短的主因。然而过多的雨水又使得美国品种霉烂——与本土品种不同，它们的大叶片和向上的花铃无法抵御沿海漫长的雨季。除此之外，本土品种成熟期更早，产量相对更大，抗病虫害的能力更强。因此，当圣约瑟生物科发现了长纤维的本土棉花良种后，改进华棉成为了比引进美棉更有希望的方向。 不过当他告诉福德姆，他们并不是在移植美国的棉种，而是试图培育一种中国本土的棉花的时候，文理学院院长很惊讶。“哦？可我听说美国的品种要更优越一些。” 他告诉福德姆，美国品种几乎无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大面积退化。“而且，”他补充道。“虽然美国品种的表现更强，但也要考虑土地肥力的差异。美国南方绝大多数棉花地的耕作时间不超过两百年，而中国种植棉花的土地已经被耕作了至少一千年。” 福德姆似乎没有被说服。“我希望你们可以展现出我们的优势，体现出我们的文明可以向东方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福德姆没有明说，但他知道那人所指的是什么。如果放弃引进美国品种，那就意味着不会有每年十吨的棉种出口，而这很难说不是一种损失。约翰·西尔多·福德姆长得非常标致，步入中年的美男子，哈佛的文学学士，耶鲁的法学院毕业生，还读了一个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硕士。他把美国和他自己的前途放在第一位；如果将来他没有被提名为驻华大使，那么总统就不称职。按照罗威尔的话说，如果华盛顿要求福德姆帮什么汤森农具公司开拓海外市场，这位文理学院院长就会强迫生物科向中国农夫推销拖拉机，“而且根本不管他们用不用得上。” 我们在一场名叫文明的奇怪的游戏里，在一封给罗伊的信里，内森沮丧地写道。我们就像在派对上迟到的人，急不可耐地向东方人说，嘿，别理那个德国人或者英国人，看看我们，我们才是最好的。我只想做一个技术人员，但我现在发现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他向福德姆解释了为什么引进美棉已告失败，但后者没有善罢甘休。“你们能不能控制它们不和本土棉花杂交？” 他告诉福德姆他们不能控制本土化。 “那么这种杂交呢——有计划的杂交，兼有两者的长处？” “不能。” “你们试过吗？” 他觉得愤慨。为什么对专业问题一窍不通的人总是身居要职？“就像我已经说过了的，杂交只能产生退化的后代。美国品种有二十六对染色体，而中国品种只有十三对。” “你不能违背遗传规律，”他最后告诉福德姆。“你不能违背科学。” 那人蓝灰色的眼睛注视着他，不发一言。 后来他想，那或许就是圣约瑟收走他们的试验田，迫使他们停止试验的前奏。 中国苦力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了，大多蹲在地上。和其他外国人一样，他习惯于把所有中国劳工都叫做苦力，虽然这片田里的苦力，和在上海租界里那些拉黄包车的苦力显然不是同一类人。他看了一眼，然后把米尔斯拉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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