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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校长对着车大普，苦口婆心劝道：“我早跟你说了，别的人家里，被劫了也就劫了，也没人出声，怎么能就为你一家，要专门把官兵叫下来？” 车大普狠狠磕了几个响头，说：“是我该死，是我该死。”车校长又转过脸来，向他赔笑道：“他也是个懂事的，本来也不想惊动军队，小儿子抱走了，也就算了，只能认自己背时。可是牛牵走了，就吃饭的家伙都没有了。前几年收成不好，我这个堂弟本来就欠了一身债，现在牛也没了，实在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才来求晏营长做主。” 他只说了声：“知道了。” 车家两个人面面相觑，摸不透他是几个意思。他这几个月来，也剿过几次黄衣会。可黄衣会借地形之势，十分难剿。找炮兵连勘察过，角度刁钻，不适宜用炮，要是出动全营上山，又恐阎县失守。前月出动半个营，大受挫败，已不能再战。他几次三番去电团部，说阎县兵力太单，于战事上极感困难，请派支援。上头却回话说，现在订了休战协议，是政治敏感时节，阎县又是前线，若是大军开动，恐招惹是非。若无大事，就没有出兵名头。因此如今只能守住要道，每日派兵侦查。上山剿匪的事，一时半会儿是做不成了。 最后还是车校长问：“晏营长的意思是？” 他说：“我心里有数，替你留意就是了。” 车大普马上便哭起来，拿手抹着眼睛说：“留意，等你们留意，我的牛都被他们杀了吃了。” 他看着这个汉子，都做了父亲，还哭得这么可怜，只得劝道：“你这是被绑了肉票！让军队上去，你的儿反倒活不成，你别害了他！” 车大普说：“我心疼我的牛呀！” 车校长也骂道：“就你一个人的牛是牛么？别的人家里的牛，怎么没被拉走？” 那汉子听了，捶胸顿足，恨不得撞死在地上：“我又做错了什么呀，官老爷！” 他哭笑不得，只得说，牛总得带出来吃草，这几日叫巡逻的人往几个山坡上帮他看看，才把那汉子劝住了哭。车校长叹口气，说这人老婆在家，已经哭得昏死过去几回，家里还有两个大点的，也不过十一二岁。晏甫良便责怪道：“我说车校长，你们同族的，也不知道接济点。”把黑锅往车校长身上一甩。车大乾早料到了军队不会为一个小孩出头，晏营长的做派也还是官僚的那一套，摆明了不想管这事。他本来还想叫车大普先出去，自己再求两句，又想到这姓晏的年纪虽然轻，但作风好似打太极拳。实在懒得再与他打交道，干脆带上车大普告辞了。 再回到牌桌上，别的人还是热火朝天，晏甫良却顿生一种倦意来。他其实向来见不得老实人吃亏。然而也就是见不得罢了。再见不得，把头别过去，也就见不到了。于是又振作精神，专心打起牌来。只是这回没有心思说话，只看见眼前的的牌骨碌碌滚来滚去，那牌面上的筒子，就像练枪法用的靶一样。他想起自己初入军校那阵子，才十五六岁，总在操练场上听教官训话，那时常听着听着就走神，看到边上有飞虫、猫儿之类就心痒。台上是个照本宣科的教官，来给他们做精神教育，在那里文绉绉地说：……是以国家养兵为民，诸君有志从戎，殊堪嘉尚。他这么想着，从牌桌上一抬头，正看到墙上挂着关二爷的像，是庇佑他们武德的，民十一年从关帝庙里翻刻而来。那个教官的话，竟好似还回响在耳际：愿诸君齐鼓爱国同仇之气，壮振武兴邦之心。三军一志，举国蒙庥。正中央是大帅的戎装肖像，他还时时留心有没有挂歪。按规矩，原来还要悬挂大总统训令的。他心想，真是该死，怎么搞的，竟然没挂上去？ 要是真替那被牵了牛的汉子出头，又会怎么样呢？指挥官必须顾全大局。不要说是为了牛，就算是为了那个小孩子，他也不会派兵出去。他忽然想起自己打死的第一个人，是一个“乱党”。他那时还没上战场杀过人，连“枪毙”都没学过。他还记得那连长把他叫来，说抓来了一个“乱党”，让他去枪毙。这事本来轮不到他，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但也只好把枪拿起来，到后院里去。完事后，回到营房里，才发觉自己腋下皆是汗，背上也湿了。直到那人死，晏甫良也不知道他作的是什么乱，结的是什么党。也是那些年人命如草芥，往往是随便扣个乱党的帽子，就把人处决了。 他虽然想往上爬，但一路走来，卖力办事，小心奉承，知晓自己位置，不逾矩，才能得上头一句“骁勇干练”，给他一个营长做。他既没有特殊的背景，也没有出得起“运动费”的身家，二十四岁坐的这个位置，已是许多人一辈子望到顶的地方了，所以格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政治上的事，他虽然也留心，但总是不能弄得十分明白。他想，大总统训令，到底放到哪里去了呢？ 就在这时，忽然听见谢葱子叫他：“晏营长？” 他麻木地从垫子下抽出钱来，有人得意，有人咒骂，卫兵小陈也走不动步子了，干脆倚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牌，他看到小陈胳膊底下夹着张报纸，便想起《东南新报》骂他的那些文章，都刊在一部叫《乱世风情》小说的连载旁边，他还顺带着把第二十二回到第三十七回都追完了。早知道那台铸字机那么贵，当初就该捡些不值钱的东西砸。骂他的字眼，多看几次，也好像没那么刺耳，好像骂的不是他，而是某个虚无缥缈的晏营长。他还是听惯了别人叫他晏副官。就像从前跟着旅部在别处驻防时，每回上到司令部里，做跑腿的活儿，长官太太们就一口一个“晏副官”地唤他。他有一回听见有人偷偷问，这是哪个副官来着？别人告诉她：是长得好看的那个。他听了心里就有几分得意。几个长官在不远处钓鱼。旅长苏镜山的三姨太也弄了一杆，专心钓着，其余的坐在小椅上，摇扇子，夏天午后，好容易有一片不晒人的地方。他记得苏镜山那留着长辫子的年轻三姨太，把钓竿一扬，只钓了一片水花上来，又急又恼，鱼钩荡来荡去。他手疾眼快，捉蝴蝶一样把吊钱抓住，说：“三太太别动，当心鱼钩挂到身上。”然后又从饵盆里捉一只红虫上来，给她把饵重新勾上去。她连忙闭上眼，冷冷地说：“我最怕这些虫子了，你快点挂罢，好了同我讲。”却又偷偷睁开一条缝瞄他。他不禁笑了一下，随即察觉许多双眼睛盯过来，便马上板起脸，手扬到额角，朝她们敬个礼就告辞。日色下这些花花的绸缎，懒散的女人，都是他够不着、也不能碰的。 可是如今也快了。十里庄刘家的姑娘，是叫金元来着不是？找了算命先生看过，说她有三十年的旺夫运。要是今年东南的战事能了结，他就回去把事办了，到时候把她接过来，也会有一顶跟在他马后的轿子，里面坐着他的营长太太。想到这里，他又朝谢葱子觑了一眼。她那一对纤长秀气的眼睛，好像没睡够似的，怏怏地半垂着。脸上别的部分，也都很精巧，瓷雕一般。那位刘家的金元姑娘长的会是什么模样？他那位北方老家的未婚妻，可千万不要是个裹过脚的。原本前年就该回去娶她，谁知前年要打仗。去年——去年更不必说，打得天昏地暗。如今他当了营长，马上就要有钱了。虽然赌钱输了不少去，但这些年还是存了一些月饷，能时常给家里寄点钱和东南的物产。他再多干个几年，说不定就娶得起她这样的女人了。谢小姐是知道他在看她么，否则怎么忽然瞥他一眼？要是有个她这样漂亮的媳妇儿，谁搁在家里心里踏实？他又开始胡思乱想了，满脑子他的营长太太。 不觉已经夜深，听得窗外的春虫声，一阵慢一阵紧，老鞠也打起呵欠来，谢小姐和黄副官倒还端坐着，只是都一脸兴味索然。没有敌情的日子，驻防就是这样的空虚无聊。不仅是他，就是那些最底下的兵士，也没有事做，只是干等着粮饷发下来。白天出完操就睡觉，晚上就摇骰子、推牌九，他也不禁止他们玩这个，因为总好过他们去抽大烟、调戏妇女。他不知怎的又想起白日里那个新来的洋人来，对谢葱子说：那个美国佬，好像还读过大学。 谢葱子问：“什么学校？” 他说：“什么美国康奈尔学校。” 她一听，只说：“是个外国名字。”就不往下讲了，他还有点失望。他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年轻洋人的面孔，不知怎的竟很真切。那人话不多，有一种冷傲的架子。车家那个跪在地上的可怜汉子，到底还是有些搅乱了他的心神。把牌“啪”的一声放倒，今日牌桌上的功课就算是结了。他困得眼睛都睁不开，掏出一根纸烟，含在嘴里，低头划起自来火来。愈是在这种夜半人静时刻，愈容易生出青年人虚掷光阴的懊悔。他暗自想：明日非得早一刻睡觉不可。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再流连一局的功夫，大半个夜又过去了。
第4章 内森·内特尔顿（2） 【内森·内特尔顿】 内森被一阵持续的驴叫声吵醒。他躺了一会儿，叫声没有消失。他挣扎着去摸闹钟，就着透过窗帘的微光看了一眼。不到六点。他决定起床。 起早床对于他来说不是难事。他在圣约瑟时已习惯了早起，因为得去上第一节课，还要做去教堂做晨祷——虽然他在美国也并不总是去，但既然成为了教员，就得给学生做表率。他做了一些简单的体操，还有俯卧撑，然后想，得想个办法洗澡。和很多人一样，他习惯了早上洗个冷水澡。但这里显然是没有淋浴头的。他开始有点后悔没有听从圣约瑟文理学院院长福德姆的话，带一顶阿贝克隆比 & 费奇（Abercrombie & Fitch）的折叠式浴缸过来。“否则你会长虱子，”福德姆说，好像他亲自来过中国的乡村一样。“在头发里，一捏一个响。” 但是去哪里才能搞到一顶阿贝克隆比 & 费奇的折叠式浴缸？也许只有福德姆知道，因为文理学院院长是过惯优裕生活的人，他或许以为去阎县就像去非洲猎狮。 吃早饭的时候，他想起昨晚梦见了康奈尔。他知道自己怀念它。在第一封从上海寄往新泽西的信中，他就告诉罗伊·阿什顿，“我怀念康奈尔。”那时他住在自己的公寓里。等待阿韦做晚饭时，他一般会在桌前看报或者读信。有时他会外出散步，但总是有本地车夫凑上来，问他要不要坐黄包车，以至于他说得最熟练的中文是“不要”。最后他往往都无法拒绝，只能坐上一辆。还没有摸清行情的时候，他有一次曾给了拉车的苦力三个中国银元。后来他才知道那顶多要三十个铜币。在赢得了“容易被骗的外国人”的名声后，他学会了改去圣约瑟的后山散步。晚风很大，必须时不时用手按住帽子顶，否则帽子就会被风吹走。长满青苔的石碑和褪色的红纸碎片显示着那里有许多坟墓。罗威尔曾告诉他，中国人总是用成片的荒山作坟地，这使得开垦新耕地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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