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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算在本地找。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中国仆人，叫阿韦。不过我没把他带过来，你知道上海人的，他们不愿意离开上海到乡下去。” 米尔斯告诉他，如果他不介意的话，他们的女佣可以来帮他收拾房间。他表示这就足够了。和别的西方人不一样，在上海的时候，他也只有一个男仆和一个洗衣的女佣。一个单身汉用不着太多仆人。“不过我想也没有太大区别，一个房子里有没有女主人才会大不一样。” 米尔斯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好像在压抑着一个已经到了唇边的笑。这位伊利诺伊州的医生把烟头在窗框上摁灭，舔了舔嘴唇，看着烟头，又看了看他： “老实说，我们都觉得她拒绝了你其实是件好事。” 有好几秒钟，他什么也没说。这太过了，他没觉得自己和米尔斯的交情已经好到能谈论这个的地步。但他也不禁感慨，他们的事在传教士的圈子里到底传得有多沸沸扬扬，以至于连阎县的医生都有所耳闻。 见他没有作声，米尔斯连忙说，“我也听说，只是听说——她最近过得挺不好，没有以前那么爱社交了。” 他干笑了几声，说他认为她是个值得尊敬的女人，他并不想再评论她。米尔斯有些失望。但我理解，他说。我完全理解。我想凯特还认识一些人，如果你感兴趣，我们会很乐意把你们介绍认识认识。 “谢谢，不过不必了，弗兰克，”他果断地说，将烟掐灭。“谢谢你的好意，但我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 米尔斯离开后，房间里便只剩他一个人。黑夜的影子一道一道滑进来，阎县宝蓝色的夜空上贴着一枚澄黄的月亮，让他想起一些温柔明亮的独立日的夜晚。他把煤油灯点起来——这里是没有电力的——然后对着地上的行李失神。他把家人的照片拿出来摆在五斗橱和书桌上，先是母亲和父亲的，然后是穿着戎装的艾德温，还有约翰和贝蒂。在贝蒂的那张照片里，她还抱着她那条名叫“王子”的苏格兰牧羊犬。那是她多大的时候，七岁？还是八岁？然后他忽然想起来，要检视他在上海买的那几件瓷器。当时可能都买贵了，但所幸也没花多少钱。都没碎，他吁了口气。一件“大明正德年间”制的薄胎青花瓷碗，阿韦曾向他发誓那其实是“上个星期”制的。但他其实并不在意那是不是古董，只是觉得好看。他主要拿它当烟灰缸。 他打算拿件睡衣出来，打开一个手提箱。最上面码着几本书，是他在圣约瑟教书时用的教材。卑尔根和卡德维尔编写的《植物学入门》，还有他自己参考用的《剑桥植物学手册》，一本厚厚的《华英指南》——他失败的中文学习的见证，想必是阿韦给他收拾行李的时候，随手打包进去的。他随手翻开，发现上面有些自己誊写的汉字。他这才想起来，他确实曾尝试过努力学这门语言。衬衣之间还夹着一份《浙江省植物名录》和一本《科利尔》杂志。他把几个装领子的盒子拿出来，底下还有一个长方形盒子。 他把盖子拿开，里面是厚厚一沓信件。好几封是罗伊·阿什顿的，因为翻看太多次，折痕已经很深。他再往下翻弄了几下，一些鼓鼓囊囊的信封，贴着五颜六色的中国邮票，从广州寄来。他隐隐约约闻到香味。那些信是她写的。她会往信纸上喷香水。 他顺手将一封旧信抽出来，映入眼帘的是她的字迹： 最亲爱的内特，请不要忘了，你在”阳光地带”号上对待我的方式就像对待一个站街女。 他立刻把信塞回信封，把信封塞到那沓信的最底下，把盒子塞回箱子里。又收拾了一些东西，直到额头都微微出汗。他今晚喝了点酒，是很久以来的第一次了。事情都做完，便把灯移到床前，简单地祷告了一下，准备睡觉。他很少在睡前看书。角落里有一张中式的四柱床，带镂空雕花的顶和围栏。米尔斯家里的中国佣人已经给他把蚊帐挂好，早知道他就不特地从上海带蚊帐过来了。米尔斯是个很周到的主人。不过在这里是不要指望会有电扇的，也不要指望有弹簧床。床垫由有弹性的植物纤维编成，像张网一样，人睡上去就往中间塌陷。房里一股陈年木料和樟脑味，就像一个多年未开启过的小脚女人的嫁妆箱。在阎县的那些日子里，他渐渐将这种味道和月光联系在一起，就仿佛那是月光的气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气味，就算闭上眼，他也能知道自己在中国乡村的某处，而不会迷迷糊糊误以为身在纽约的哪个旅店里。何况还有春虫的鸣叫，细细的，像电流声般稳定。他微睁开眼，透过青色纱帐，房间里的家具物什就像中国皇陵墓道上的石雕，黑黢黢的，瞪着眼睛，一眨不眨。他困极了，不是那种在农场里工作了一天，或在纽约州八月炽热的阳光下打了一下午橄榄球后的疲惫，而是仿佛被阿拉伯之夜施了咒后滋生的倦意。他的四肢纠缠在缎面的被褥里，俘虏他的是东方湿润、陈旧、嗜睡的温柔乡。因为万物都在入眠，所以他也必须入眠。在沉入睡眠之前，他不由自主地又想起“阳光地带”号，又想到她坐在他身上，晃荡着两只穿着白色高跟靴子的脚。头等舱大厅里的电灯忽明忽暗，那个阿默斯特学院毕业生的脸惨白，就像扑了粉反串女角。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我也做不成。这几句诗闯入他的脑海，像水龙头里的水一般，自顾自流下去，流个不停。我是侍从大臣，一个适合给帝王公侯出游炫耀威风的人。 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他的意识无声地附和道。我也做不成。
第3章 晏甫良 【晏甫良】 每日不到夜里三四点，晏甫良是不能合眼的。他自从在阎县驻扎下来，剿匪的事没干多少，打牌倒是一天都没有落下。那天晚上，县里的人又办了好些酒菜，有酱肉、酱鸭，熏鱼，红烧蹄子，卤牛肉，还有整整一只小肥鸡。他们平日里吃的肉菜，都是县里的士绅认捐的，十分丰盛，生怕一个没招待好长官们，就要被拘至营里挨军棍。因为晏营长虽说是来剿匪，其实比土匪还利害。先前黄衣会来抢过一轮的钱，他又要来收一遍，美其名曰“助饷”。还一来就占了车氏祠堂——那祠堂本是用作学堂的，现在学生也只能另寻上课去处了。他麾下那些穿蓝灰色北洋军制服，打绑腿、戴制帽的士兵们，把学堂里的板凳劈了当柴火烧，在中庭天井里做饭，熬猪油，烤年糕吃。堂屋里的桌子上，密密麻麻摆着祖宗牌位，上头拿金漆写着些名字，像是“车五六”、“车二百”之类，现在底下都养了鸡。祠堂大门的墙壁上，原本画着《囊萤映雪》的图样，如今也被人拿浆糊贴了层层告示。最新的一张写的是：城隍庙前戏台暂不许使用。 把手下的兵安顿在祠堂里，他自己占了原先的知事府。虽然是有些不妥当，因为官长理应与兵士同甘苦。但祠堂太小，去了也是占连长们的地方，知事府反正空着，胜过去占民房。且阎县的地方官僚们，以徐文香为首，警局局长也好，税务官员也罢，都已不知去向，他担任维持地方治安，是这里事实上主事的人。再则还有个不住军营的好处，那就是每日早上的起床号吵不到他。晏甫良每夜抹牌事业大忙，白天是不到日上三竿不得起床的。操练的事，都由副官黄裕馨主持。他自己有次亲自上阵监督出操，结果因为没有睡足，两眼通红，把全营吓得如同见了鬼。他自己也有些顾虑，怕有人说他私设赌局，往上头告他的状。所幸他除了爱叉麻雀，打同花顺子以外，没有别的什么不良嗜好，不沾烟土，酒量又好，难得喝醉。做了营长后，也不怎么逛窑子，和别的军官相比，确实可称秉性纯良了。 阎县绅民们，因这几年东南战事频繁，地方不靖，许多都变卖了乡间的田产，搬到上海去住。留下来的人当中，管事的要数车氏族老、光绪三十年秀才车大乾。车大乾刚中秀才，清廷就废了科举，断了他的仕途。不过他屡试不中，初登秀才那年都已四十有一，其实也没有什么仕途可言。他既有一些家产，又不以种田为业，便安于在阎县做个乡绅，不往外头谋生计。平时除管理族中事务外，就是兴办学堂，捐修水井，作些文章。车氏是阎县大族，人丁颇盛，也不是个个都服他的气。但遇到政府或军队的人下来，往往还是推车大乾出来周旋。民国九年，上面来了人，把车大乾的学堂评定为“初等小学堂”。车大乾本人也得省长训令，被任命为小学堂校长。于是阎县之人，都改口叫他车校长。车校长被晏甫良的军队占了祠堂，没法奈何，只能打落牙往肚里吞。还得隔三差五去知事府说情，求官长早日剿匪，再把捐“助饷”的事往后移一移。充饷项的钱，阎县一时拿不出，但车大乾为了把样子做足，特地将学堂的小孩子拉出来，给晏甫良唱自己新作的《助饷歌》： 官长功劳大如天，我们急急把粮捐。 你不捐，我不捐，土匪来了死道边。 几十张小口叽叽喳喳，唱得精神抖擞，沸反盈天。车校长甚为得意，问推广全县传唱如何。晏营长大为感动，马上下令：小学堂须认真上课，不得随意放假唱歌。车校长马屁没拍成，非常郁闷，晚上还得陪晏甫良叉麻雀。晏甫良私设赌局，一是为了打发时间，二是想换点现洋。原来他们的月钱都是拿军用票发的，贬值飞快，在外还不好流通。于是就想到了找本地有钱人开刀，输了就赔他们些军用票，赢了就要他们拿袁大头出来。士绅们明知姓晏的就是在强换现洋，有时还动手脚做局，却也都没有办法。晏营长翻了谁牌子，谁就只能硬着头皮去作陪。 这天吃过晚饭，酒饱饭足，晏甫良伸着懒腰，打着哈欠，站在门口往外瞧。已是暮晚时分，庭中四面墙围起来的一块天，现出一种蓝中透黑的寂寥颜色。晚风吹得屋后的竹林簌簌作响，檐下有几只蝙蝠，绕柱翻飞。一条黑色土狗朝门口溜来，四蹄刨地样的小跑，模样很矫健。这黑狗原本是无主的，头上有一撮很显眼的白毛，军队初来时，好多人想宰了吃，他觉得它可怜，便留了下来，养在知事府里。它也晓得每日天黑后，军官们吃完饭，总有些肉菜骨头剩下，所以到了时候就总来讨。晏甫良让它进到屋里，夹了只鸭头丢给它，又给了吃剩的几片牛肉。营附老鞠看到了，感慨说：“狗东西命真好！”黑狗把东西叼到角落里吃完，又摇着尾巴过来，前爪趴在晏甫良腿上，拿鼻子来蹭他的手。见他皱眉，便慢慢打了个滚，躺在地上，肚皮露出来，要人摸。 他觉得稀奇：乖乖，这么一个狗东西，也会卖好。说起来，阎县的人，也同阎县的狗一般，不论是军阀来了，还是土匪来了，都没有好法子，只能就地一躺，听天由命。他还记得初到阎县时，他也才刚升营长。早前他的四营与皖军鏖战，把东南轰了个底朝天。上海红十字会的人来清理战场，都辨认不出炸烂的尸体，只能一律拿石灰深埋了，再插些竹杆作标记。战情刚缓解一些，原营长又调走了，说是要升到司令部去。晏甫良时任副官，年纪算轻，但资历不浅，又立过战功。于是由陆军总长呈请，经大总统批示，擢升营长，授为步兵少校。发了一套新的少校军服过来，又调来个炮兵连，让他打前锋，把队伍往北开，防御南下的奉军。他日夜行军，在临近阎县时，受黄衣会伏击。四营精锐之师，有四尊德国克虏伯大炮，不到半日就将那群乌合之卒轰得作鸟兽散。后来入城时，只见城门楼被枪弹打得如同蜂房，主街两旁的店铺，都还没来得及拿铺板封住，门前院里一张张木桌上，还摆着给黄衣会匪众吃的斋饭，筷子散了一地，几个没碎的碗里，又是米饭又是灰。会匪撤退时，把库房洗劫一空，放火焚毁茶厂衣庄数家，房屋十余间，又拉了许多青壮男子上山。他们走在街上，竟好久见不到一个活人。时任知事徐文香和阎县警卫局长一众人等，连夜坐汽轮逃跑。剩下许多无处可逃的百姓，只得躲到福音堂里。福音堂里有个外国人，穿一身棉布中国长衫，见到他们就浑身抖战，吓得半死，直嚷着让人把他的美国旗子挂起来。回过魂来后，自称姓米名爱石，人称老米，是个西医师，美国差会派来的，在阎县行医传教。晏甫良一见那面美国旗子，就心底一凉，因为这福音堂也让给他炸损了一角。所幸米医师除受惊外，并无大碍。又宽慰避难的百姓，说他们是官兵，已将土匪赶走，不必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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