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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罗森伯格！”他大声叫道，然后快步走了过去。这时罗森伯格太太也出来了。随后的一切都令他感到应接不暇。孩子们从屋里跑出来，穿着睡衣，后面跟着他们的小脚阿嬷，抱着一个小婴儿。“先生，茶还是咖啡？”一个中国仆人问他。咖啡。他回道。女人们忙着将孩子们带回床上。然后不知什么时候，他就已经手捧咖啡，满脸堆笑，坐在罗森伯格的起居室的沙发上。 “那个地方怎么样，”罗森伯格问他。“那个什么……什么县。” “阎县。” “对，阎县。那里怎么样？” “阳光和新鲜的空气——糟透了。”他开玩笑道。 罗森伯格笑了。“你比以前晒黑了。” “是吗？” “是的，比你去年在这里的时候要黝黑一些。但是这很好，显得很健康，比以前要有魅力了。你在恋爱吗？” “没有。”他匆忙否认道。“为什么这么说？” “没什么，随口一问。你的棉花怎么样？” “还不错，但我想现在保持低调一点。” “你有想过要给它起什么名字吗？” “哈，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他若有所思。“我比较喜欢的名字有‘龙华’，’乌尔根齐’，还有’银行支票’。” 罗森伯格投了“银行支票”一票。 “哦，对了，”他忽然想起来，从手提包里找出胶卷。“你还记得那个叫“信”什么的照相馆吗？在南京路上的那家？他还在那里吗？我有一些照片急着要洗出来，大后天带回去。我打算明天早上一开门就走一趟。” 罗森伯格向他保证，用不着这么麻烦，让他们家的仆人送过去就行了。“阿荣！”罗森伯格呼唤道，然后一个没见过的男孩就小跑了过来。“是的，先生。”那男孩说。 “你记得南京路上有间照相馆吗？” “南京路82号？那里有一家。” “那应该就是的了。帮内特尔顿先生把这些胶卷送到那里去，告诉他们后天就要。明天早上一开门就去。谢谢。” 等那男孩走后，他问起了圣约瑟。“一切都是老样子，”罗森伯格说。“自从你走了之后，发生了很多事，不过圣约瑟一切都是老样子。福德姆试图从国内招一个代理生物科主任过来，但似乎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大学毕业生看不上这一点薪水，商业公司给得要多得多。何况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来上海。” 他喝了一口咖啡，然后罗森伯格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原来住的地方。他调往阎县后，圣约瑟很快将它租给了另一家人。“好像来自新泽西州。”罗森伯格说。“不过我们或许最好只在外面看一看，因为我跟他们不太熟。” 他们穿上外套，然后出门。电灯太亮了，他一时有些不适应外头的黑暗。他原来住的那所房子的灯还亮着。一切似乎都与原来没什么不同。他望着他卧室的窗户。很多个深夜，他在那扇窗前备课，读卡丽或罗伊的信，有时沮丧地踱步，有时站在窗台前抽烟。院门锁上了，墙上的藤蔓因为长得太厚，脱落下来，如同毛毡。那个阴冷的三月清晨他就站在这里，梅的车在路口等他。他将钥匙交给阿韦，让他帮忙善后，卖掉不需要的家具和物品。那不过是几个月前的事，却好像已经过了许多年。 他们站在路边聊了一会儿，几个醉醺醺的水兵在昏黄路灯下经过。这时那扇窗前出现了一个人影，将窗帘拉上。罗森伯格说起上海日益增多的日本人，还有令人担忧的局势，忧心忡忡地说，他们一家或许也不会在上海一直待下去。他正在寻找调去别的地方的机会，或许是菲律宾，或许是印度。回到罗森伯格家那间舒适宜人的卧室里，终于只剩他一个人时，他疲惫得几乎懒得更衣。他光着脚坐在窗台上，将窗户打开，远处传来隐约的乐声，鼓点像一刻不息的脉搏。这不眠的、远东之珠的夜晚。他随手点了一根烟，感到一种无来由的失落，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何处。在这次来上海前，他原本以为自己会有点想念晏，不想与他分开，哪怕只是几天。但事实是，在那个夜晚他并没有想他。 他去南京路采购用品。内衣，纸烟，尤其是剃须刀。他还给晏买了羊毛袜。在隔壁的糖果店买了几大盒巧克力。包装的时候，店员问他是否要写卡片。他想了想，接过了卡片，掏出钢笔写道： 致Y：不要问我是否爱你，因为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店员用漂亮的斜体字把它誊了上去。下午的时候，罗森伯格一定要带他到总会里去，他见到了一些不认识的美国人，一边抽雪茄，一边听他们说个不停。他现在才发现自己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几乎与世隔绝，对于远东的局势所知甚少。人们在讨论日本的裕仁皇太子，以及美国和日本是否必将有一战，反日派的声音似乎占了上风。他有点想去游泳，但没有泳衣，只能作罢。那天晚上总会举办了舞会，所以他将和梅与其他学生的晚餐安排在了第二天。他和一位美孚公司雇员的妻子跳舞，乐队演奏了《是的，先生，那就是我的宝贝》，他以前没听过。他毫不怀疑上海追上纽约步伐的速度比朴茨茅斯要快得多。他的查尔斯顿舞跳得差极了，于是干脆找了个角落坐下，喝冰淇淋苏打水。 就在这时有人进来找他，原来是罗森伯格家的男孩。他交给了他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里面是新洗出来的照片。 他有些惊讶这么快就洗好了，给了男孩几个硬币作为小费，然后带上舞厅的门，走到书房里去，那里没有人。他将照片取出翻看。花园，教堂，在砌到一半的砖墙边笑着面对镜头的中国苦力，坐在木盆里的阿比盖尔，然后是晏。看到那张相片时他停了下来，仔细端详。黑白色的军官显得有些陌生，面容僵硬，不苟言笑，木然地看着观众，神态几乎呆滞，和他认识的晏截然不同。接下去是一些阎县的风景照，路边的水牛，罕见植物的特写。他的手指迅速地将照片翻过，然后忽然看到了自己。 晏拍得稍微失焦了，又或许是因为被拍时他正好在动。他的脸有些模糊，侧身站在试验田边的荒地里，身后是远处平缓的山坡，没有戴帽子，若有所思地微微低着头。野草淹没了他的小腿，他外套的下摆翻起，似乎拍照的时候有风吹过。 他将其他照片放下，只拿着那一张，仔细看了许久。所以，这就是他在晏眼中的样子。一个忧郁的、孤独的传教士。 眼花缭乱的上海之行即将结束，他有些不舍，但也很高兴很快就能回到阎县。罗森伯格问他什么时候会再回来，他语焉不详，并不太想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它会将他引向另一个他更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女孩们依依不舍，在告别晚会上，她们中的一个代表起来发言。我们是乡下的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她用不熟练的官话说，但很大胆，并没有露怯。能够来上海观光，我们是十分感谢各位先生女士的。发言结束后，人们热烈地鼓掌，他在这时留意了一眼阿比盖尔。那女孩看上去有些低落。 “她讲得很好。”拉尔森小姐小声对他说。 “我在圣约瑟的时候有一些中国学生，他们经常举办英文演讲比赛。”他说。“我敢说他们的英语比我的好多了。” 他们一起笑了，聊了一会儿天，发现他们居然有几个共同认识的人。然后终于想起来，要交换名片。“莉迪亚·E·拉尔森。”他读道。 而她看着他的名片，露出了微笑。“给某位甜心的？”她把卡片递还给他。 他这才发现自己把糖果店的卡片随手塞进了口袋里，并且错当成名片递给了她。“不是。”他连忙说。“只、只是摘抄了一句诗。”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谎。或许是因为他太羞于承认自己对于男人的感情，或许是因为——他瞥了一眼莉迪亚——他不想让她觉得他有情人。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问他，“你订婚了吗，内特尔顿先生？” “没有。”他说。“我是单身。你呢，莉迪亚？” 她也是。在那晚剩下的时间里，他们几乎没有怎么说话。临走时她忽然追了上来，“我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你那里。” 他掏遍了全身口袋，然后发现自己不知何时拿着她的笔记本，准备带走。然后是手忙脚乱的道歉，和手忙脚乱的原谅。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这么粗心大意。 罗森伯格家的仆人已经帮他将行李打包好，比来的时候多了好几个盒子。他喝了一杯牛奶，很早便入睡。早晨起床穿袜子时，罗森伯格忽然上来敲门。他匆忙穿好衣服，来到起居室里。梅站在那里，头发凌乱，随便穿着一件长衫。 “阎县打来的电话，今天凌晨。”中国学生说。 他的心猛地一沉，充满不好的预感。“发生了什么事吗？” “是军队打来的。”梅说。“但是请不要担心，内特尔顿先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他们只是要更改一下计划，请你们暂时不要回阎县。” 他问梅号码是多少，他想要亲自问问晏。一定是出了什么紧急的事情，才让他们连夜打电话过来。他借罗森伯格的电话打了回去，幸运的是那个打电话的人还在。他让梅替他问晏是否在那里，得到的回复是来的是第四营的黄副官，来传达晏营长的口信的。他看见梅拿着话筒，不住点头，然后挂了电话。 “别担心，一切正常，”梅说。“他们只是想要更改一下计划，我想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内特尔顿先生。我会跟司机解释，他会明白的。” 于是他们在上海又待了两日，阎县很快拍来了一封电报。“晏营长会亲自来接你们，”梅帮他翻译。“在比原来更近一点的地方，他们会举着一面五色旗作为信号。” 他将手枪塞进腰间，坐上了回程的汽车。和来时相比，女孩们很安静，也许是因为疲惫。在通过检查点后，路上很久都没有人迹。渐渐地睡意袭来，他靠着车窗，不知不觉打起了盹。大概只过了十分钟，车身忽然一震，停了下来。 “先生。”司机有些不知所措地转过头来。 他看见前方有一队士兵，为首人的人留着胡子，抓着一面五色旗挥舞，示意他们停下。 他让女孩们不要下车，试图透过车窗和士兵们交谈。土匪，那个军官模样的人焦急地说。前面有土匪，土匪！他磕磕巴巴地问晏营长在哪里，那人伸直手臂，指着前路。“在打土匪！”那人很快对他失去了耐心，开始对司机催促着什么。司机看上去也吓坏了，不愿意继续向前开。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军队的计划：他们必须在此下车，由军队带领，绕过交火区域，从安全的小路回阎县。他试图叫司机掉头，将他们带回上海，但这时女孩们已经在军官的凶狠催促之下匆忙下车了。他们的行李还在车上，他正打算告诉军官，转头就看见士兵们正将他们的东西卸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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