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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瞬间他似乎能够看见晏眼里的痛苦。但他的痛苦和他的痛苦是同样的东西吗？他的忍耐和他的忍耐是一样的吗？他们各自坐在那里，没有说话。人类不能理解彼此的痛苦，或许永远不能。与语言无关。 他尝试再次戒酒，并且不再让自己过于虚脱，然后奇迹般地，耳鸣和头痛消失了。于是负罪感也有所缓解，他依然和晏苟合，像动物、像野兽一样。晏总是没有办法留下来和他一起过夜，因为怕被人发现。有一天半夜，他浑身是汗地醒来，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楼下传来泼水的声音。他披上晨衣，下楼，看见晏蹲在天井的水缸边，一丝不挂，用舀水的瓢舀水，从头顶浇透自己全身，摇头甩开脸上的水珠，就像抖干毛发的狗一样。等他洗完了，他从身后抱住他。那时欲望已经褪去，只有肌肤相贴的念头。他可以感受到他的心跳，他光滑的背部，手臂，他那和黑夜很相衬的头发，他身上的水弄湿了他。他想起晏问他的那句：你的心在谁身上？他想这或许就是他问他是否爱他的方式。肌肤无法表达爱意，人在这种时刻渴望语言。他希望他能像给卡丽写信时那样，像跟那些女孩们说话时那样。不要问我是否爱你，因为是的，是的，是的。母语像包裹身体的羊水，它允许人们说话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握住晏的手。他们的手指交扣在一起。然后他们的手指分开，晏从他的拥抱里挣脱出来，转过身，摸了摸他的脸。那很可爱，也稍纵即逝。最后他独自一人站在静谧的天井里，梦游般漫无边际地想着。爱上帝，爱全人类，爱一个男人。想着那终有一死的命运。 他兴奋地计算着去上海的日子，以至于近来都没有那么一门心思地扑在试验田上，虽然现在正是需要大量浇水和施肥的时候。天气晴好，刚施过肥的田地被晒暖，散发着一股氨味。每次看到各个教会学校的英文校刊时（它们总是每个月集中寄过来），他都会有些心跳加速，担心下一眼就会看到某个试验场抢在他之前培育出新棉种的新闻。没有人知道他的试验。看着那片棉花时，他觉得自己就像发现弗林特船长藏宝地的海盗，无人能分享他的喜悦。 他在日历上一个个划去日期，将在上海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三天两夜，他打算见一两位老朋友（他没有将回到上海的消息告诉太多人），一些圣约瑟的学生，采购一些物品，将之前拍摄的胶卷送到照相馆里洗出来，还有，最激动人心的——要吃很多的冰淇淋。 他很少再在试验田上见到晏，但那也没有什么所谓，既然他们晚上待在一起。不过有一天，他忽然隔着大老远看见晏骑着马过来。他们对视了一眼，晏警觉地左右打量了一圈，然后骑马走开了。他很快就会意，抄一条没人注意的近路，朝晏的方向走。他们在一个平缓的坡地下会合，晏将马栓在一棵树上，然后不知从哪里抽出了一把铡刀。他们没有说话，沉默地开始爬坡，晏走在前头，一路用刀砍去一些挡路的枝叶，或者停下来辨认记号。他跟在后面，不时伸手摘去粘在衬衣上的带刺的苍耳。有时他们会经过一些半圆形的中国坟墓，褪色的红纸屑散落一地，变成淡粉色，是祭祀的遗痕。在某个陡坡，路变得难走起来。晏侧过身，伸手拉了他一把。他从路边捡了一根树枝当手仗用，而晏不需要这些辅助；他的步伐矫捷，像嵌在地上一样稳当。终于，不知爬了多久后，他们似乎抵达了目的地。 一望无际的大地展开在他们眼前，笼罩在一层轻纱般的淡烟下，壮丽而安宁。他可以看见农田，荷塘，还有纵横的阡陌，它们如同中国瓷器上开裂的纹理，带有一半人为一半自然造就的美感。更远处是阎县乌黑的飞檐翘角和破败的城墙。晏将手拢在嘴边，喊了一声。很显然，在这个地方，没有人会听得见。 然后晏抓住他的手，牵着他往树木深处走。 他终于看见了晏要带他来的地方。一座被遗弃的寺庙。墙角下原来为摆放神像而垒高的土基已经空空荡荡，看上去就像普通的床榻。墙壁被经年累月的香火熏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角落里传来一声威胁的猫叫，晏跺了一脚，喝了声，将那动物赶走，用刚才沿路收集的枝叶掸了掸灰尘，然后开始脱衣服。很快，晏就半躺在那里，在昏暗的光线中面朝他分开双腿。 他扑了上去，手忙脚乱地解扣子。晏大声地喘息着，叫了起来。那是他第一次听见他不是压抑着低吟。然后他度过了毕生难忘的一个疯狂下午，足以令他的脸红得没法回去监督试验田里的工作，以及让军官在接下来的几天都无法骑马，并且嗓音嘶哑。完事之后，他们还在那个肮脏阴凉的地方温存了很久，那只野猫回来了，竖着尾巴警惕地巡逻，似乎想伺机夺回地盘。晏忽然告诉他，他的父母会叫他花猫。 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趁机问晏。 晏依然不肯说。 在他护送女孩们去上海观光的前一天晚上，他忽然想到，他可以带他到上海去，开一个阳台面向花园路的房间，然后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做那个下午在被遗弃的庙里所做的事，在那里没有人会留意到一个外国男人和他的情人。但是那样他就会成为他的阿韦，而不是这个专横的军官。他将成为他私人笔记里的某个“Y”，就像庐山的树叶或北戴河海边的贝壳，被展出在某个大学图书馆的特展里，作为一种中国岁月的纪念品，只有一种黯淡枯黄的、只残存于游记里的魅力。 他们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做，他要收拾去上海的行李。那天晏穿了一件中国男人穿的长袍，而不是军装。打开门时他差点没有认出他来，因为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象过晏作为平民的样子。晏告诉他那天是洗衣的日子，他的军服都被洗了，还没有晾干。不要指望晏会帮你打包行李，所幸三天两夜用不了带太多东西。他向晏扬了扬胶卷盒。你的相片。他说。然后将它们装箱。 那晚他们很早就分别，因为他必须要早点睡。他站在门口划火柴，将晏的火把点燃。 “走了。”晏说。 那晚他没睡好，总是迷迷糊糊地醒来。闹钟没响他就起床了。可当他一边擦汗一边等从上海来接他们的那辆长途客车时，他发现中国女孩们比他起得更早。她们穿着最好的衣服，很多似乎也激动得一夜没睡。而且产生了很多意料之外的麻烦。当他和黄牧师劝说人们去参加观光时，只有十个家庭为他们的女儿报名。但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发现观光团真的要成行时，又忽然改变了主意，临时决定入伙。他非常艰难地借由张牧师向他们解释，汽车的座位和住宿的房间都是预先准备好的，没有办法临时增加太多人。但最后他还是妥协了，将人数增加到了二十一个。不过当一些本地人试图浑水摸鱼，让他们的男孩们也去时，他严厉地拒绝了： “不行，只有女孩能去。我们没法让男孩们住女生宿舍。” 车挑着扁担，带来了一篮自己家的鸡下的蛋，坚持要阿比盖尔带到上海去，“送给先生们，”作为感谢。这时他听见汽车的喇叭声。长途汽车到了。 在那片激动的混乱中，他终于找到了晏的身影。军官打着呵欠，似乎刚从床上爬起来。因为休战协议的限制，晏的军队不能持械进入上海，因此他派了那位姓黄的军官护送他们到交界处。女孩们争先恐后地开始上车，着急地呼唤自己的朋友，要坐在一起。 “美国先生请你们坐汽车！”晏愉快地说。 然后向他投来了一瞥，使了个眼色，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但很快军官就假装并不太认识他，扭过头和别的人攀谈去了，因为迎着日光而眯起眼睛。他一边用手帕擦汗，一边挤进车里，开始清点人数。司机似乎听得懂一些英语。“好了，”他向司机打了个手势，那人回以明了的点头。 他将头探出车窗外。阎县的景象向后飞逝，风擦着他的眼角而过，阳光被树叶割碎，交错投在他的脸上。终于，回到上海！他想要欢呼，仿佛已经闻到了乍浦路上面包房的香气。细亚麻床单已经铺好，电扇响个不停。他想念那浑浊的黄浦江水和轻快地穿梭的黄包车。进入上海时他们没遭什么阻碍。他原本有些担心他的手提包里的那把勃朗宁手枪，但没有人盘查。有时候，一张外国人的脸就足够了。那些中国士兵们不愿意惹麻烦。 他们抵达美华女中时已经饥肠辘辘。正值暑假，学校里很空荡，但人们依然精心装扮了一番，以迎接前来观光的乡村女孩们。门廊上装饰着五色彩灯，在黄昏时会亮起，一面美国国旗飘荡在那栋漂亮的白色法式建筑校舍上。负责观光事宜的学校教师、年轻的拉尔森小姐站在门口，边上是几位高年级女生，都是在上海长大的美国侨民的女儿。他和她们一一握手。“我们都听说了你，内特尔顿先生。”拉尔森小姐说，毫不掩饰眼里的崇拜。“米尔斯医生跟我们说了很多你的事迹。我无法想象，那一定很艰辛——快进来，孩子们，你们一定、一定累坏了！” 晚餐是冷餐会，女孩们很拘谨。但在开始做游戏后，气氛变得活跃起来。拉尔森小姐组织了一种“钓鱼”游戏。她将女孩分成了两组，用筷子做成鱼竿，铁丝做成钓线，将纸做成的“鱼”放在盆子里，比赛哪一组能在限定时间内钓上最多的鱼。 “裁判准备好计时了吗？”拉尔森小姐问。 “听候差遣，女士。”他捏着怀表回道。 “那么——开始！”她说。 阿比盖尔成了最出色的钓手。她的手又稳又准，毫不发抖，能精确地将吊钩扣到鱼嘴上，这使她的组获得了最后胜利。不过最后两个组都获得了巧克力作为奖励。那晚阿比盖尔十分兴奋，就连那过长的刘海也没能遮住她眼里的快活。他从没见她这么高兴过，仿佛换了一个人。游戏结束后，拉尔森小姐带女孩们去女生宿舍休息，她们今晚要早一点睡觉，因为明天要很早起床，去参观外滩，商务印书馆，豫园，然后参加中国的妇女联合会组织的茶会。 他看了看怀表，和姑娘们道别。虽然学校还有很多舒适的房间，但他决定去原来的邻居、那位经济学教授家里过夜。他叫了一趟黄包车——他几乎都快忘了怎么跟黄包车夫打交道了。黄包车拉着他，一路小跑。夜色深沉，晚风温柔，路旁的悬铃木下停着成列的轿车，宴会的声音隐约飘来。那是德国人的房子吗？他向后扭过头，费力辨认，觉得恍若隔世，仿佛他昨天才离开这里，而阎县不过是一场梦，一个幻影。他已经有些忘记了上海的道路，因此当车夫告诉他已经到了的时候，他有一瞬间没有认出来。院门开着，一个仆童一眼认出了他，麻利地接过他的帽子和外套。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为他做过了。院子里一切如故，有个人影出现在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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