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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打了个手势，示意他过来。没法按快门，那人表示。他翻到背面，发现是胶卷用完了。不过他还是表达了感谢。我会给你也拍一张，他告诉晏。一张正式一点的，等你刮干净胡茬——他摸了摸自己的脸，示意道。笔直地坐着的。我会帮你拍一张那样的照片。 晏没有拒绝，也没有表示赞同。因此他也不知道军官到底是什么态度。但愿这个提议没有冒犯到他。 他逐渐习惯了用中文和晏交谈，并且感觉自在一些。说中文和说英语时，他仿佛拥有两个人格，他说中文时甚至还要更害羞一些。他也试图把那本《华英指南》拿到试验田里去，让晏在太阳底下眯起眼辨认那些字，教他说一些话。一升，一斗。江，河，湖，海。狂傲，利害，摆架子。克己，乖僻，假正经。晏对于自己的教学感到很满意，而他也喜欢看晏骄傲的样子，或许是因为他觉得晏感到愉快是因为他。他们坐在那里抽烟的时候，他总是觉得时间太短暂。每一次见到他之前，他都会想到很多要问他的问题，但最后往往都没有实现。 有一次，晏忽然问他，你为什么不骑马？ 他拍了拍自己的腿。“这个，”他用支离破碎的中文说。“这个马，够好了。” 晏大笑，显然听懂了。然后他们听见有一个雇工在不远处哼唱小曲，他忽然很激动。“《蝴蝶夫人》！”他用英文惊呼。“这是普契尼的歌剧！”然后问晏这个叫什么。 晏看着他，脸上流露出暧昧的微笑，好像拿不准是否应该跟他说实话。 “《十八摸》。”最后晏告诉他。 他渐渐开始喜欢晏的幽默感，虽然他经常听不懂晏的笑话。他认为军官其实有一种很快活的天性，不过米尔斯对此不以为然。晏的确有些不可捉摸。有时他似乎很友好，但有时带着一种恶作剧的狡猾。自从他得到那辆自行车后，他终于被拯救了出来。那是一种全新的、自由的感觉，虽然阎县乡间的道路其实并不太适合骑车。有一次，因为轮胎滑入一道辙痕，车速过快，他翻车了，栽倒在路边，车身压在小腿上，裤腿卷进了车链里。就在他狼狈地从路边爬起来时，晏不慌不忙地骑着马过来，饶有兴味地看着他和自行车做斗争，没有任何要下来帮他一把的意思。显然，晏不会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 但是能够骑自行车的感觉是如此之好，风灌进他的衬衣里，那是他一天中唯一能感受到凉意的时候。进入七月，炎热的天气令人苦不堪言，就像待在日夜运转的车间里。他开始在夜晚难以入睡，一半是因为蝉鸣，一半是因为暑热。晏的士兵们赤裸上身，在河里游泳洗澡。不过米尔斯强烈建议他不要那么做，因为水里有寄生虫。 有时，当他迅速地骑着自行车，将护送他的骑兵们甩在身后时，他会经过一片本地人的棉花田。已经进入花期，乳白深红的花朵零星地开着。他感到一阵兴奋，期待他的新品种能和它们一较高低——从试验田里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的棉花似乎长势更好。在圣约瑟的试验田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们的竞争对手布满中国。他被教导了要习惯竞争，只要不去使坏。他不是利弗林那种野心外露的人，但那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野心。 晏大概不会关心棉花，也对他的鼻子和蓝眼似乎并没有表示出什么兴趣。不过有一次他们坐在那里时，晏突然提出想要摸一下他的头发。他很久都没有梳头，也疏于理发，所以他的头发非常卷。他低下脑袋，等待着。他几乎没有感觉到晏的手。那人很迅速地碰了一下，然后就收回来了。 你是怎么到这里来了的？军官忽然问他。 坐船。他告诉晏，虽然他清楚这并不是晏想问的。但他发觉自己没有办法解释。果然，晏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继续问，你怎么到了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来？ 他没法跟他解释。天知道他有多希望自己能对他解释，可是他解释不了。因为他也不知道。 米尔斯一家启程去庐山的日子到了。自从援兵们撤走后，阎县的防守兵力就恢复了原样。为了保险起见，晏从兵团里借了两辆军用汽车，让一位姓鞠的军官护送他们去乘火车的地点。米尔斯家的保姆会和他们一同前去。至于留下来的女仆，她有些为难地告诉内森，她会每天来为他打扫，整理，做饭，但如果只有他一个男人在家，她不想和他住在一起。 他告诉她他完全能够理解这种顾虑。 米尔斯告诉他，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他可以找张牧师，还有随时拍电报。医生还把那把勃朗宁留给了他。以防万一。弗吉尼亚问他是否需要他们给他带什么纪念品，因为她觉得他一个人在阎县“太可怜了”。 “树叶！”他说。“请找五种不同的树叶，标明地点，产地，海拔，然后夹在厚纸板里寄给我。” 米尔斯太太笑起来，“哦，内特尔顿先生！” 而弗吉尼亚拒绝上他的植物学课程。“我会给你带糖果，等我到了上海以后。”她说。 “别忘了你的小朋友们。”他提醒道。“别忘了阿比盖尔。” 他们走了后，他独自回到房里，把门关上。蚊子在耳边嘤嘤地叫，然后他感觉到手臂上渐渐传来微微痛痒。他又被蚊子咬了。他到搪瓷水罐边上，拧开水龙头，给自己倒了一杯水。马克杯是从美国带来的，红白相间，上面印着康奈尔校徽。然后坐到沙发上，想着晏问的那个问题。 米尔斯也问过他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他这个问题。贝蒂问他是否要去学“鸡脚印”，离开朴茨茅斯前，最后一次去理发的时候，那位老伙计约翰开玩笑地比划着问他，你要留多长的辫子，年轻的内特尔顿？你在上海的仆人的名字会叫“啊啾”吗？ 一开始，他以为自己会去印度。在等待回音的时候，他去图书馆，把少年时代读过的吉卜林翻出来重看，想象丛林里的印度猕猴，马德拉斯的黑眼睛神女，软木遮阳帽，试图对南亚次大陆产生一些向往。可当最后的地点改为上海后，这些准备便前功尽弃。他只能隐约记得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是在电影里，他们留着长辫子，跪在地上磕头。康奈尔校园里有不少中国学生。利弗林和勒梅西埃，特别是利弗林，有时喝醉了会吓唬那些学生取乐。他们最常做的把戏就是毫无征兆地走到那些学生身边，在他们耳边忽然大吼，把他们吓得一蹦三尺高。没有恶意，他们会说。只不过是展示一下权力，欣赏一下那些瘦小的东方人发抖。眼睛那么蓝，头发那么金，雀斑那么多的年轻美国男人往往只知道自己有权力，而不知道那权力从何而来。因为那权力是与生俱来的。不过他曾和其中的一个中国学生说过话。那个人养尊处优，抽烟很凶，来自上海，非常活跃，参加了各种学生会，比美国人还要热衷于社交。据那人自己说，他的未来打算是“做大使”。罗伊打量那个学生一会儿，然后宣称他认为这人以后将要做“中国皇帝”。那个中国学生大笑起来，告诉他们中国已经没有皇帝——或着说，不对，还有，但现在不过是个傀儡。 他不知道中国皇帝是什么模样。在隐隐约约的想象中，皇帝应该有两条触角般的龙须，面露狞笑，阴郁地坐在硕大的蜗牛壳和夜莺羽毛粘成的宝座上。他绝对不会联想到一个瘦弱的少年天子身上去。陌生的中国地名，例如苏州，直隶，无锡，听上去也都像鸡身蛇尾怪或者凤凰的名字。和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对中国的历史一无所知。 那时他终于厌倦了放浪形骸的生活，退出俱乐部，也重新参加起了晨祷。就是在晨祷上偷偷吃甜甜圈、把手上的油揩在铺在膝头的报纸上时，他结识了詹姆斯·J·彼得森，来自纽约市，因为参加世界大战而休过学，现在在读大三。彼得森有一个上过战场的人的眼神。晏的眼睛也是这样。他们都有一种不会让人错认的士兵的眼神。他对士兵们一直很好奇，因为在他十六七岁的时候，他一直以为世界大战不会那么快结束，欧洲战场将会是他的宿命。如果你被派去了法国怎么办，内特尔顿，法语课老师总是这么对他说。你要等到那时候再好好学法语吗？ 他曾经问过晏，他有没有在战场上感到过害怕。晏告诉了他一个中文词： “视死如归。” 对于士兵来说，死亡就像是归乡。 彼得森邀请他去参加一个圣经阅读小组。这个离经叛道者的聚会每周五晚上举行一次，十几个人在阁楼里拼命抽烟。领头的是一个高年级男生，听姓氏是德裔。根据他们的说法，做基督的使者就意味着社会改良。要更丰盛的生活，而不是空谈。他进去的那一周，他们主要在读华特·饶申布士的《社会福音的神学基础》。组里有一个来自纽约的女生，告诉他们她的教会在纽约所做的工作。她和其他女生会挨家挨户地敲开西西里新移民的门，教主妇们如何开窗通风，保持清洁，并且督促她们在家里停止用西西里方言，而转用英语。按她们的说法，这是“盎格鲁-萨克逊化”。成效不错。 德国人认为，既然要了解不平等的起源，神学是不够的，于是再往后事情就不受控制了，他们开始读《资本论》。彼得森的耳侧夹着一支铅笔，非常放松地靠在椅背上，问，有谁能为我们把这一段读一读？唯一的那个女生自告奋勇，一个词一个词地读开去：商品，交换价值，主体性，无产阶级，就像栗色小马跳过一个又一个跨栏。然后他们开始讨论布鲁克林的工农。美国，彼得森说。这个国家的本质就是反智。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不是因为她的人民愿意牺牲，而是因为她能够牺牲她的人民。那人似乎越说越愤怒。“他们拿人命打扑克。他们拿人命下棋，当你下令进攻你知道有人会死。但如果如果有人死了依然是胜利，依然值得庆祝——这就是荒谬之处。” 彼得森说他恨威尔逊总统。那一年《1918年反煽动法案》依然有效，这些话可能会招致牢狱之灾。他没能把那小组坚持下来，并非因为他热爱威尔逊总统，或者不喜欢交换价值，纯粹是因为他实在听不懂。他的脑筋不适合理论。最新一期《康奈尔太阳报》的首页又是大幅的讽刺画，工会和资本家撕扯对方的头发。他觉得很有趣，把它剪下来，夹进简报集。他还是更习惯于中立的立场。那个小组中的很多人后来确实都在麦卡锡时代遭遇了麻烦；彼得森在1952年以反美罪遭到起诉，受到了反美委员会的审判。他和彼得森一直保持来往，也相信这些人是他的同类。他们不会说俏皮话，但也不会喝得不省人事。而且最重要的是，和罗伊一样，他们向他展示了做一个美国人、做一个康奈尔人的另一种可能。 他没有把这个阅读小组告诉父亲或者艾德温。尤其是父亲。不出意外的话，父亲会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胡来。来到上海的第一个生日，父亲寄给他的信里说，祝你生日快乐，我幸运的男孩。你要知道，你是幸运的，首先是因为你是个基督徒。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因为你是一个美国人。你诞生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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