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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赞许地点了点头，“这是K。” 那人又画了一个“Q”，然后是“J”。 “看起来你的扑克牌没有少打。”他有些失望地总结道。 不过晏很快又画出了一些其他字母，例如P和L。他发现他认得一些字母，例如他知道“N”是“北”的意思，但十分零散。 然后又再次回到演哑剧。晏闭上眼睛，做出打鼾的声音。 “睡觉。”他说，这很明显了。 学鸟叫，学各种动物的叫声。猫叫。晏吹了一口气。 “抽鸦片？”他说，从烟盒中抽出一支烟，夹在手中，做出吐烟圈的姿势，询问地看向晏。 那人摇了摇头，示意他靠过来一点。然后晏往他颈间轻吹了一口气。那气流带着一股湿润的烟草味，令他的脖颈微微作痒。他感觉耳朵发热。 “风。”晏说，挥了挥手，像在挥舞一面不存在的旗帜。 “风。”他下意识地跟着说道，还没从晏刚才的举动中回过神来。 “再说一遍。”晏问。 “风。”他不假思索地说。然后发现晏在盯着他。 “你听得懂。”军官说。 他强作镇定地看着前方，假装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我早就知道你听得懂。”晏说。 他这才意识到晏刚才在诱导自己。他露陷了。他的心怦怦直跳，脸也开始发烫。你为什么不说？晏问。为什么？因为他一紧张就口吃。因为他从来都学不好外语。因为去说不是自己母语的语言就意味着要展露弱点，而他不想展露弱点，尤其是作为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更优越、更体面的人。他不想出丑。 “你说得来吗？”晏又问。 他决定从现在开始把嘴巴闭上。但是晏不依不饶。“你说得来，”中国男人放慢语速。“说不来？” 他深吸一口气，举起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几乎捏在一起，比划出了半英寸的长度。 “一丁点儿。”晏很快会意。“说得来一丁点儿。” 但他依旧不想开口。而晏看他的神情，就像看着一台高价买来的、但不愿报时的自鸣钟。 几天后的早上，晏没有来护送他。直到中午，都没有军官的踪影，他感到有些怅然若失。午休的时候，他照旧独自一人站在荒地里抽烟，正午的太阳一刀刀地割着他的后颈，他的腋下和背后都已经汗湿，衬衫黏在身上。就在这时他就听见了不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他抬起头，看见晏手里攥着马鞭，在没过膝盖的杂草从中朝他走来。军官一边把腿从草堆中拔起来，一边跟他打招呼： “内先生，你好吗？” 他想他那时应该是一时冲动，一定是他的冲动又发作了，否则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会毫不费力地开口，用中文回道，“我很好，您好不好？” 晏笑了。“托您的福，我也好。” 显然，他听懂了他说的话。他忽然觉得如释重负。他甚至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曾经那么害怕。害怕自己的口音会被嘲笑，害怕人们听不懂他磕磕巴巴的、语调奇怪的中文。他开口说了。他没有犯错。他没有出丑。 晏指着他指间的烟。这个怎么说？军官开始给他出题。他记得中文里管这个叫香什么。香什么？——焦油，他甚至记得“焦油”，可他不确定这个应该叫什么。 他想了很久，最后十分谨慎，但满有把握地告诉晏，这个叫“香蕉。” 天气开始变得酷热。回到家后，米尔斯家的女仆给他倒了一杯水，然后他上楼，脱去汗湿的衬衣，把椅子拖到窗前，打开窗，赤裸着上身坐下，靠着椅背，漫无目的地抽起了烟。晚饭的时候，他们热得不得不把桌子搬到中央的院子里，然后米尔斯太太就对他说，“内特，你会和我们一起去庐山避暑，对吧？” 他这才意识到已经快到传教士们放暑假的时候了。一般来说，每年整个南方的不同教会都会聚在一起开集体会议，顺带避暑。那是传教士圈子里最重要的社交事件，很多人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就订婚，第二年就能带第一个孩子过去了。去年似乎是在北戴河，但他没有去，因为他和罗威尔要忙试验田的事，走不开。 他告诉他们，他没有暑假可言。“只要试验田里的工作需要，我就得待在那里。” “可是所有人都会来。”米尔斯太太说。 “你打算整个夏天都待在这里吗？”米尔斯说。“我打赌这里不会比上海凉快多少。” 他想了想，告诉他们，也许他会去一两次上海。 “那你能帮我们个忙吗？”米尔斯说。“上海的美华女中给我发了信函，他们邀请这里的女人和女孩们去上海观光。这件事本应该是凯特去做的，但考虑到我们要去庐山，这事可能做不成。不过，如果你能替我们带这些女人们过去，也许我就能答应他们。” “当然，没问题，”他一口应允。“我会很乐意护送她们过去。” 那天他在楼下待到很晚。近来他都是如此。楼上的房间过于燠热，于是他宁愿在天井里看书。米尔斯披着晨衣从楼上下来，在抽屉里寻找什么。小婴儿在楼上哭泣，她最近长了痱子。 “你真的不打算和我们一起去庐山吗，内特？”米尔斯一边翻柜子，一边问他。 他从书上抬起头，说自己实在走不开。 “那你就得一个人呆着这里了，”医生说。“只有你一个人。你行吗？” 他告诉米尔斯没问题。医生上楼去了后，一楼只剩下他一个人，静得能听见积水从檐角滴落的声音。他坐在中庭的天井里，仰头看了看深蓝的夜空。燠热。他感觉到手臂上渐渐传来微微痛痒。他现在已经习惯了被蚊子叮咬，虽然那依然很恼人。独自坐了一会儿后，他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里。如果米尔斯一家走了，他忽然意识到，他就会成为阎县的唯一一个外国人。唯一一个不会说中文的人。这个念头让他惶恐。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他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发电报。他翻出行李箱，找一本打算看的书，就在那时他翻到了那台柯达公司的相机，还完好地装在皮匣里。这是晏拒绝了的贿赂。 他打开盖子。它依旧如同崭新。事实上，他几乎没有怎么用过它。被艾德温责备后，他就把它放到了箱子底，用不常穿的高领毛衣盖住，就像是遮掩一桩丑事。上一次给它装胶卷，还是大三那年的春季。他和罗伊，李，还有同宿舍的男生们心血来潮，决定要去拍几张“特别英俊”的照片。那是伊萨卡的早春，大朵的紫色玉兰花绽放在枝头，花瓣指向天空。他们装腔作势地交叉双臂，凝望远方，又或者双手背在身后，靠墙站着。还有人坐在台阶上，假装在读报纸。我们两个应该照一些合影，罗伊忽然说。就你和我。他们错开来坐在台阶上，罗伊坐在比他高一级的台阶上，双臂环着他的脖子，故意把手塞进他外套的翻领里。“停下，”他笑着说，努力别过头。最后那就定格成了照片里的样子：罗伊咧着嘴直视镜头，他歪着脑袋看罗伊。然后他们又照了一张常规一些的：双手插在长裤口袋里，并肩站在一堵爬满常春藤的墙壁前。 他记得那张照片。年初的时候，为了办前往内地的通行证，他急需一张自己的照片。在翻箱倒柜半天之后，他只找到他们在爬满常春藤的墙壁前的那张合影。他对着照片看了一会儿，然后把自己的那半边裁了出来，让人们把它钉在那张通行证上。裁开那张相片时他感到有些惆怅，但似乎没有那么深刻的苦涩了。因为要参加教会举行的培训，他没能做成罗伊的伴郎。他出发前往中国前的一个星期，罗伊独自到朴茨茅斯来看望了他。到了上海后，他也一直和罗伊保持通信。不过他没有告诉他卡丽的事。罗伊说，弗洛伦斯不想要孩子。有时罗伊又来信说，华尔街的股票疯涨，他躺着都能赚到钱。他也有些跃跃欲试，想让罗伊帮他买几支，但他手头没有钱。罗伊告诉他，他可以借钱去买，就像他自己在干的一样。他想了想，还是决定不去冒这个险。 后来罗伊承认弗洛伦斯流产了两次，他想要让她不再和那群朋友混在一起，但没能成功。而且弗洛伦斯太能花钱，经常让他感觉捉襟见肘。她的兄弟对他也很警惕，所以她的娘家不愿意资助他们。“一切都有代价。”罗伊在信里写道。“有时候，婚姻生活是一种折磨。” 那是1924年的圣诞节，他们最后一次推心置腹地通信。在那之后，只有一次简短、仓促的问候。他们彼此都很忙。 相机盒里还有几卷没用过的胶片。他把其中一卷塞进相机，合上盖子，发现它还能用。他忽然想，也许他可以拍一些照片——等他护送女人们去上海的时候，他可以找间照相馆，让他们帮他把相片洗出来。这个念头令他振奋了一些，因为他知道他有了一项可以打发时间的事情，一件当米尔斯一家走后，能让他在阎县不那么寂寞的事。 他站起来，捧着相机，站在镜子前，看着镜中的自己。和坐在“懒汉俱乐部”招新会的那个下午相比，他变了，虽然他也说不上是哪里变了。他头发的颜色变深了，没有以前那么金，而是一种搀着褐色的沙棕色。脸颊比以前消瘦，下巴的轮廓变得凌厉起来。他的羞怯与温和也慢慢褪去，变得更尖锐，更有攻击性。圣约瑟给了他康奈尔所不能给他的权力。东方给了他白男的负担。从每一个拥吻女孩、抚摸她们肩膀的时刻，每一个翘着二郎腿坐在黄包车上的片段，每一个告诉阿韦坐下的瞬间开始，向未来汇聚，累积成今天的形态。一位绅士，一个主人。他将相机举到胸前，低头看着取景器中的自己，按下了快门。那令人痛苦的、充满自我怀疑的少年时代终于结束，他已从男孩成为了男人。
第13章 晏甫良（6） 【晏甫良】 福音堂门口闹哄哄的，原来是美国人站在那里，手里捧着一个照相器，指挥小孩子们站成一排，要给他们照相。拍到一半，小孩子就跑了，只好绕到福音堂后头去，拍砌砖的工人。伙计们都打着光膀子，正在干活，看见内先生，都笑而不语。福音堂最近在起花园，晏甫良也来看热闹。人群里有个穿棉布衣服、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女孩子，他看着眼熟，别的人便告诉他，这是车大普家的女孩，现在别人家里做工，替东家带小少爷，边上的是她的弟弟。仔细一看，她果然两手扶在一个穿得很阔气的小男孩肩上。自己都还是个孩子，竟然带起孩子来了。 还有一群小孩，正在敲盆救鸡，把盆子扣在小鸡崽身上，拿棍子一顿乱敲，结果木盆一揭开，鸡崽还是一动不动的。棍子掉在地上，车家的女孩子捡起来，要递给小少爷玩，那男孩却直往盆子里钻。她拗不过他，索性自己往盆子里一坐，双手牢牢把住盆沿，不许他进来。别的人看她坐在盆子里，便笑话起她来，她自己也笑，一条长发辫，在脑后拿红绳扎得紧紧的。美国人见状，便捧着照相器对着她，然后低下头按快门。这时小少爷流涎了，车家的女孩只好赶快从木盆里出来，抽出帕子给他擦。她自己的那个小老弟，痴痴地站在一头山羊边上。美国人见状，仿佛看到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急忙捧着照相器一阵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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