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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们笑了。然后他们开始聊天，或者更确切点说，是他们问他问题，更准确一点说，是他们请教他。内特尔顿教授，有人忽然问。我想知道，像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如果不走俾斯麦的铁与血的路子，还有没有指望。 这有点把他问住了。首先，俾斯麦已经死了太多年，像是他的祖父才会关心的人。其次，这些不是他的专长，更适合那些文理学院的，读哲学、文学、历史的人来回答。他们参加了辩论社，更擅长演讲，会为“教授是不是人”，或者“女人应不应该只为了钱结婚”这样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我不知道，”他承认。“坦白说……我在美国，我们也没有走俾斯麦的路子——但这并不是说美国就是一个糟糕的范例。恰恰相反，我认为你们能从美国那里能学到的，比能从德国那里学到的多得多。” 说完他就有些懊悔了，疑心这话会不会过于傲慢。但出乎意料地，没有人抗议。他还不擅长阅读中国人脸上的表情，不过没有人显示出被冒犯，有几个还点了点头。他就在那片赞许的沉寂中打量面前这些脸孔，想着这些人在若干年后，将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精英。但会是哪一种？教会每年向这里投入的大量的金钱，是否会被他们中的某个中饱私囊？他意识到这种揣测很无端，便马上打消了念头。 对于内森来说，更熟悉的德国人是德皇威廉二世。1917年，美国加入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长兄艾德温正在读神学院，主动报名入伍，但没有被派往海外，而是编入59路军后勤部队，驻扎在罗德岛的亚当斯堡垒。然后大流感来了，艾德温的驻地有报告病例。艾德温没有感染，但他们觉得他说不准已经得过了。父亲原本打算受邀移去另一个更大的教区。约翰·内特尔顿大人曾很骄傲地把这件事说了半年，但后来也没去成，因为新教区付不起原定的薪水。于是他们待在原地，没有搬家，他在朴茨茅斯读完了高中。 1919年，通过了纽约州教育委员会组织的考试后，他进入康奈尔农学院。虽然，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他们原本打算将他送去艾德温读过的大学，但战后那两年的经济太差，私立学校的学费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而这是个州立学院，他们用不着花什么钱。他在康奈尔学的是植物学，成绩平平，除了罗伊·阿什顿和李·摩尔，也没有结识太多朋友。从大一的暑假开始，他在朴茨茅斯的农场里工作，大二暑假曾在佐治亚州试验场见习。大家对他的职业预期是去农业局做公务员，或者管理一个农场。他在1923年初春时几乎已经稳保了一枚纽约州州立试验场的工作，是姨夫帮他介绍的。但复活节假期回来后那份工作忽然失去着落；简而言之，农业局决定不提供那个职位。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指导他的教授爱德华·葛雷德时，那人忽然跟他说，内特尔顿先生，你有没有考虑过海外传教？ 那份几经周折提供给他的合约的条件是这样的：在上海圣约瑟大学做生物科教员，每学期教授三门课。那年圣约瑟刚获得了一笔十万美元的赞助金，还要新开一个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急需人手。薪酬是一份单独的传教士薪水，每年960美元，再包括一间不带家具的公寓，医疗（包括眼科）支出，一半的牙医费用，以及1800美元一年的退休年金。葛雷德教授向他保证，这个条件能让他在东方过得很滋润了。他本人就曾在日本访问过一年，虽然他对福音没有兴趣，纯粹是为了学术交流。内森没有什么教学的经验，除了大四时在实验课上做过助教。但美国人，基督徒，常春藤的一个理学学士学位——足够了，放到上海足够了。 他听从了教授的建议，匆忙开始申请。他觉得自己在纽约的面试是一场灾难，所以对于自己的入选很有些意外。他不习惯与人有眼神接触，视线总是向下，睫毛搭下来，下唇天生微微撅着，看起来总是有些郁郁不乐。金发，淡蓝的眼睛，左侧脸颊上有一枚痣，和他母亲一模一样。见过多萝西年轻时照片的人，都会惊叹他们如此相像。在传教士申请表的推荐人问卷上，绝大多数人在“外貌”一栏给他的打分是“高于平均水平”，有两个给的是“远高于平均水平”。在“体力”一栏，他得到的评价也颇高。人们似乎普遍认为他足够健康，可以适应异国气候。但在“沉稳”一栏，推荐人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在“有无基于种族的偏见”一栏，人们认为他的偏见小于普通大众。 但在有些方面，他得到的评价并不理想。缺乏领导才能，尤其是演说技巧；喜欢单干，不愿与人合作。对于财务问题不够审慎。固执，灵活性欠佳。但整体来说，他是个好看、友善、勤奋、富有同情心的年轻人。问卷最后，在被问到“是否愿意推荐此人”时，有个受访者似乎开始不耐烦了： 为什么不？我认识内森.B.内特尔顿四年了。在康奈尔的时候，他是阿尔法·罗(ΑΡ)兄弟会的一员，不算惊人地活跃，但也没有不合群。他的人格和外表吸引力都是优秀的，在他感兴趣的方面，内特尔顿会展现出极大的毅力和勤奋。我们一起参加了“懒汉俱乐部”，他每个星期都出席。据我所知他一直对于海外传教很感兴趣，我相信他会成功。 审核很顺利，然后是体检，参加培训，学习中文，等待被派往中国。他的中文学得很差，按照教他中文的老师的说法，他“五音不全”。而且他学的北方官话在南方都没派上用场。广州、上海、苏州、杭州人说的话，他几乎一句都听不懂。他没有什么语言天赋，法语、德语一塌糊涂，希腊文没学过，拉丁文勉强及格，没有成为中国通的潜质。如果他读的是康奈尔的文理学院，也许在那些纽约的先生们面前就能更抬得起头来。而且他不读诗歌。在“阳光地带”号上的宴会厅里，人们曾举办过一些娱乐，以打发无聊的航行时光。除了弹奏钢琴外，有一些传教士会当众朗诵诗歌。惠特曼、丁尼生，他靠在椅背上，听得昏昏欲睡，靠偷看同行的旅客们强打精神：那些跨国公司高管们的妻子，有些年纪大的还穿着爱德华时代的裙子；一群结伴的年轻美国女子，都是要到远东去和未婚夫结婚的准新娘；还有一些俄国人和日本人，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远远地站在舞厅的角落里，交头接耳，很少和美国人社交。有一次，有一个阿默斯特学院的毕业生，是长老会派遣到直隶去的，朗诵了T.S. 艾略特。那首诗歌有种奇特的朴素韵律，用时髦的话说，它很现代。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我也做不成。电灯的影子投在那个阿默斯特学院毕业生的脸上，他太白了，从耳后根到脖子显著地红成一片。我是侍从大臣，一个适合给帝王公侯出游炫耀威风的人。看那手势，太戏剧化了，那惨白又通红的脸仿佛涂了铅白油彩。精明，细心而又慎微谨小。会不会有点太装腔作势了？他想。有时，的确，近乎荒唐可笑——有时，差不多是个丑角。 他和大家一起鼓掌，没有过于热烈，一半是因为他欣赏不来，一半是为了维持着头等舱乘客们应有的那种养尊处优、见惯不怪的疏离和无聊。 1923年秋季的那个学期，他因为有继续学习中文的任务，减免了一门课，只教一门本科生的植物学和一门基础实验课。系主任是约翰·罗威尔，很少出现在教室里，经常埋头扎进他的那片试验田中。他们一见如故，相当合得来，是一种不读诗歌、做实事的农学院毕业生之间的气味相投。虽然他是纽约的总部招募的，但他感觉自己就像是罗威尔亲自挑选的。他很快成为罗威尔的副手。那一年罗威尔雄心勃勃，拿着中华纱业联合会赞助的一千五百美元，进行培育新棉种的试验。中国的纺织业正处在存亡关头。本土的棉花品种纤维粗短，无法适应大规模的工业化纺织，而引进的美国品种已陷入全面退化。原料的紧缺迫使本土厂主们不得不高价购入棉花，而日本的纺织厂凭借技术和政策上的优势，挤压本土纺织厂的生存空间。本土纺织业陷入绝境。罗威尔受到的委托是培育出适合本土的种植的棉花，为纱厂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 圣约瑟生物科在上海附近的农田里偶然获得一些本土棉花的杂交种，纤维细长而有光泽。1923年，育种进展顺利。但1924年，产量骤减。上海的气候不同于少雨酷热的南佐治亚，整整一季，棉籽因水分过多而呈现绿色。那时圣约瑟的试验田也出现了问题：学校要求收回土地，改建校舍。而剩余经费几乎不可能在上海继续维持大规模的试验：田地、雇员、房屋都要钱。但内森认为这个方向行得通，至少比试验美国品种要有希望。他对罗威尔说，这不会是一年、两年能做得成的事，但如果就此放弃，将永无可能。 罗威尔对此不置可否。他的兴趣似乎已经转向了桑蚕，认为生产丝绸才这是更适合这个国家的道路；连年的试验也令这位系主任身心俱疲，他已决定乘机回阿拉巴马休假，顺便治治他的膝盖。而那时圣约瑟也已经令内森怠倦。他在上海待了一年半，没有像其他传教士一样，和本地人建立什么太多联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总是待在试验田里，几乎没有怎么好好学他的中文课程。茶话会在他开始试验后也渐渐不了了之。在经历了一番堪称痛苦的协调后，他和圣约瑟大学达成协议，临时调去阎县传教站。在那里他可以拿着中华纱业联合会剩下的那一点资金，继续试验他们的杂交棉种。 就这样，在1925年的那个春季，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籍籍无名的中国小镇上。 而这一切他并没有向阎县传教站的负责人米尔斯医生坦白过。至少在他来到阎县的那个下午，米尔斯还以为他只是来做一些“乡村工作” 的。在经历了与年轻军官的尴尬会面之后，他和梅一起去米尔斯的诊所找他。天气还不太热，没有进入瘟疫的季节，这一带也没有大的战事，所以米尔斯的诊所里很清闲，只有一两个住院的病人。他一眼就看到了米尔斯，一个中等个头、肩膀很窄的棕发男人，没戴帽子，新剃了胡子，穿着一件医生的白色外套。弗兰克·米尔斯来自伊利诺伊州，在芝加哥读的医学院。他脖子周围系了一个小圆领，别着黄铜领扣，没有打领带。从他僵硬的姿态来看，他平时并不会戴这个领子。 “啊哈，啊哈，”米尔斯搓着手说道，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总算见到你本人了，内特尔顿先生，你好吗？” 他脱下帽子，和米尔斯紧紧握手。“你好吗？”米尔斯又问。他只有不住地点头，甚至不清楚自己说了什么。“——叫我弗兰克，拜托了。感谢上帝你来了，我可太久没有见到一个外国人了。我那天还跟凯特说，”米尔斯拍了拍他的胳膊。“哪怕是个德国佬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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