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人的护卫队那事过去没几日，团部来电了。一开始，他还以为是通知他们更换夏季军服的。按理说，往年这个时候，新军服早就下来了，也该叫黄裕馨把旧军服收上来，缴交军械处。电报来时，他正在训狗，便不急着拆开来看。那黑狗咬死了别人家的鸡，被逮到时还满嘴是毛。他坐在椅子上，将那狗从腋下架住，数落道： “都说 ‘营长废物，一营废物’。你们这群废物，整天偷鸡摸狗，十足丢尽我的脸。” 又晓之以“保境安民”，“稼穑艰难”的道理，那狗便十分惭愧，不敢与他对视。他忽然想起这狗还没有名字，便与它商量，要给它起个好名儿。他把狗的前腿牢牢抓住，说：“就叫你 ‘总长’，怎么样？”又装模作样学道：“陆军总长好！”然后掰着狗的爪子，往它头上扬：“敬礼，快敬礼！” 从前在家的时候，母亲总说：花猫就是爱玩，一天到晚一副小孩样。不过他做小孩的日子，在离家去军校那一年，就已告结束了的。在那之后，就是做大人，做官长，鸢飞戾天，尘虑萦心。裁纸刀不见了，他刚想叫小陈过来，便想起那孩子病得很重，军医束手无策，已由黄裕馨安排，送上团部去，这几日应该已住进了陆军医院里。他随手拆开电文，只见上头拿纸条贴着： 上海领事照称：美以美差会来电，不得滋扰在阎美人。临城之鉴，祸犹未已。该管长官，务须亲自保护，切实防范。若有疏虞，防军不能辞其咎也。 他把那电文反复看了几遍，尤其是那句“防军不能辞其咎也”，心中渐渐冒起火来。前几日美国人遭劫的事，他不是已经出面，替他出头了吗？怎么还是捅到了团部去？他越想越来气，认定了就是美国人去给差会拍了电报，领事才往团部告他的状的。他问人今天美国人去那块地了没有，答曰一早就去了。他便叫人给他把马备上，快马加鞭，一番好找，才见到那片地在哪儿。几个骑兵看到他，都大吃一惊，忙不迭给他敬礼，叫：“营长好！”又问：“营长怎么也来了？” 他说：“来陪你们遭洋罪。”又问美国人在哪，然后把马头一拨，绕着棉田走，留神不让马践踏了棉行。他还是头一次到这块田上来，看着有二十多亩，已经出蕾了。还拿牌子插在里面，拿罗马数字分了一二三四区。没走两步，便遇上一群做工的人，正在吃饭，他没想到在那儿见到了车大普，原本还有些尴尬，但缓过神来，很快便对那汉子说：“老车，看样子，你这日子过得还不错。” 车大普连忙放下筷子说：“托内先生的福。” 他远远便认出那美国人，站在棉田边上的荒地里，白衬衣袖子挽到胳膊肘上面，马甲没穿，丫字形的背带露在外面，戴顶草帽，在那里低头踱步。仔细一看，原来是在读信。他想，自己应当下马，还是不下？最后还是决定不下。这会儿只有他们两人，他不知怎么倒有些难为情起来，觉得分秒难熬。于是清清嗓子，咳了一声。那人偏过头，无精打采地眯起眼看他，看不出是副什么面孔。他只好壮起胆来，骑马靠近几步，看着他说： “我让你打我的小报告，还打到团部去了？” 又把那封电报抽出来，递给他。那人只低头一扫，便抬头看了他一眼。他又觉得那对苍冷蓝色的眼睛里面，那针一般小的瞳孔，好似能看彻人心底一般。他这才留意到他的头发比初到阎县时长了一点，也变鬈了。先前是城里的浮头浪子一般，紧紧贴着头皮的。他原本预备了满腹抱怨，要发作，这时没有旁的人在，却有些泄气了。因为这件事上，他到底还是理亏的。 他牵着马四处吃了吃草，回来时那人还站在那里，独自抽着闷烟。他看到他的衬衣后汗湿了一道痕，贴在很宽阔的脊背上，后颈晒得通红。他便想，一个人的身上，怎么会这么容易发红呢？他闻到一股汗味，马上想到报纸上说，洋人都有极严重之狐臭。不过举起手臂来嗅了嗅，发现居然是自己的。抬头眺望，那片无人照管的荒地，生了许多高高的芦苇，远处平缓的山，郁郁葱葱的，是秀气的南方的山，不同于他在火车上见过的北方的崇山峻岭。于是他也不觉地跟着那人一道，漫无目的地看着远处。 他擦了一会儿枪，等到快收工了，看见美国人往回走，便赶忙抓住机会，在他过来的路上叫住他。那人看着他，一双眸子冷冷的。他不觉舔了舔上唇，拍了拍自己的马鞍，对他说： “从今日起，我亲自护送你。”又发了句牢骚：“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回去的路上，他心里琢磨，每日也应该跑几圈马，以免骑术生疏。又胡思乱想起来，觉得那双苍冷蓝色的眼睛，在日头底下看，其实也生得挺标致。他偷眼瞟了瞟那人，判断出那人是不爱笑的。哪怕那日他们打勃立其，他与他做搭子，配合得那么好，他也才勉为其难地笑一下。他看见他又拿出信来读，蓦地想到自己头一回单独与他会面，他也是从身上抽出那张尚方宝剑一样的通信证来，逼着他看。那回是京兆尹加印照行，这回是美国领事来电。他这才知道自己方才为什么不愿下马说话。他不是憎他，他是怕他。 谢葱子说，你又怎么晓得是他告的状呢，难道不是因为这阵子上海的局势？她穿一件单衫，一边说，一边倚在小案前打烟泡。他想到上海的局势，便不做声了。过了半晌，又说： “我去看了他折腾的那玩意儿了。他做不成。” 她便问他为何这么说。他说：“他就算今年能找出好棉种来，又能怎样？除非每年都让政府发新的棉籽，否则种出来的棉花就一年坏过一年。可政府愿意费那精力做这事吗？明年坐这都督位置的，还不知道是谁呢。” 他又说起去年他们在东南打仗，敌军前脚刚走，他们就占领了一处村子。那时正是秋收，地里长的都是极好的棉花，可没有人去收。 她拿起象牙杆烟枪，吃了一口，问他人都到哪儿去了。 他只是喝茶，没有回话。他至今记都得那门大敞着，远远便能闻到一股腐臭。一具女尸横陈在床上，裤子被扒到脚踝处，已经生了蛆。后来他们去戍卫火车站，看见那些将被子枕头绑在身上的难民，他都替他们庆幸，得亏是逃得快的。这些人有三百余个，已经在车站待了一整个白天，因为买不到去上海的票，只能眼睁睁看着上一趟车开走。现在又要捱一夜。这些难民里，有不少穿得也是整齐体面的。但他打仗打得多了，很容易就能看出谁是难民来。坐在地上，背靠着大木箱，藤条箱，寸步不离，因为里头就是全副身家了。有些箱子上面，还带了一捆被褥，因为预计逃入上海后，没有可以投靠的地方，只能露宿街头。家园被毁，饥肠辘辘，又没有水喝，有的人便忍不住呼号起来，情状极为可怜。又有些会做生意的本地小贩，挑着油饼油条来卖。他看见一个妇人独自带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那男孩看见了，找他母亲要钱，想去买油条。做母亲的便说，家都没有了，哪还有钱呀？又哭起来，说买不到车票，这下可怎么办？ 边上背靠柱子站着的一个男子，只带了个手提包，见状便笑笑，说：“这是逃难，有条命留着不错了！” 那女人看见他巡逻，从边上经过，便很恳切地叫住他：“长官，下一趟去上海的，什么时候才来呀？” 他看了看车站的时钟：“一天就一趟，等着吧。” 没走出几步，就听见小孩哭闹，还在缠他的母亲，要她拿小钱出来买油条。他看着那男孩，想起了全儿。都说全儿那张天真聪明的脸，和他小的时候很相像。他那年回家，带全儿出去玩，全儿说，他们在学校里学了歌，叫大家以后去当兵。又学给他听：上西郊，练体操，操练操练身体好，长大当兵胆气豪。他便说，他当年学的那个，词儿怎么与这个不同？那个歌唱的是： “上东街，把树栽，树儿长大有人买，十块洋圆挣了来。” 他倒希望全儿长大后，不要走他的路。要是能做上官长倒还好说。要是普通当兵的，被炸掉一条腿，打坏一只胳膊，至多给五年的抚恤金，最后只能在残疾院里粘洋火盒子。这时那个买油条的又打他跟前过，他便叫住那人，掏出钱来，说要买两根。那人哪敢要他的钱，打死都不肯接，他不得已，只好把油条接过来，然后回身去找那个男孩，叫他拿去吃。 几日后入城，沿途的百姓，都拿极仇视的眼神看他们。因为这次大战，东南由一富庶之地，变得满目疮痍。他骑在马上，忽然听见前头起了骚乱，有人冲着苏镜山的坐骑大喊道： “为一人私心，不惜千万人死！” 苏镜山的副官马上拿马鞭抽他，又有卫兵跳下马去捉人。那人被逮到了，嘴上还在骂：“争权夺利，失其操守！你们对于国家，当负无穷大之责任！” 他只记得自己胸腔里郁结着一口气，耳后根热得发烫，一回到住处，拿出纸笔，就给何敬衡写信：我实在不知道国家之希望何在。何敬衡寄书来说（何敬衡自从去了南边，已改名何觉华）：你若在东南仗打得不痛快，不如来我这南边。我们这里风气，焕然一新。又附上自己电话住址，让他来投靠前，先拍个电报过来。 只是那时局势已平定下来，报纸上又载了许多歌功颂德的文章。他把何敬衡的信仔细收好，夹在红皮小本里，提笔回道：他现在手下没兵，得等混上一个团长，再谈改换门庭的事。 后来他也时常想，若是当初早早听了何敬衡的话，遭遇是否就大不相同。只是人生如同黑夜行舟，只能看到船首那一点水面。前头风波，谁能预见。 他虽说答应了要每日护送内先生，但其实早上根本起不来床。何况那美国人又借什么“节省天光”的名目，要人为把指针往前拨一小时，这种无理取闹的做法，他决不答应。所以他往往是到了大中午，等他们都吃饭了，才姗姗来迟。不过内先生从来不吃中饭，就爱一个人在荒地里散步，读信。他一开始实在无聊，后来也学会了带份报纸去，读“余韵”版的新连载《十丈京尘》。读到里面的好色总长误将亲生女儿背影认作交际花，欲上前调戏，女郎转过头来，花容失色，道：“阿父亦在此乎？”句，不由得放声大笑。 美国人闻声转过头来，瞟他一眼，似乎是不满他打搅了他清净。他也把报纸一抖，故意挑衅道：“你看得懂吗？” 那人便又背过身去，读他的信。 那晚他没有照例去打牌，因为又有稀泥要和。谢葱子一边吃烟，一边生气，一边犯头风。他最后只得抛下一句：“我管不了他。”谢葱子便撑坐起来，高声说：“他是你手下的人，你还管他不到？”
58 首页 上一页 28 29 30 31 32 3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