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容易考上了，又听人说要交学费。家里不让他去，他急得不行。最后与父亲、大舅一道，在厨房里栓起门来坐着，商量了一下午。大舅在世时，对他很好，他去军校读书，也是受了大舅的津贴。大舅说：“这么个年头，让娃儿出去闯荡闯荡也好。” 那时屋外挂着玉米，正是晒秋时节。他低头说：“在家里，我也没啥出路。当了兵，我好歹还知道战场在哪里。” 父亲心焦，说：“那回你偷偷去考军校，你妈十分着急，要我去城里把你找回来。如今你要是真去了，不知又要多久，你妈如何受得了？” 他不说话，忽然听得门边有动静，猛地把门一打开，就看见甫恭在门外偷听。他狠狠瞪了甫恭一眼，叫他到别的地方玩去。他是做哥哥的，总觉得要管教弟弟，所以甫恭很怕他。 后来才知道，军校是某位要人出资办的，考试成绩优异者，可免除学费。于是事情就定下来，家里又手忙脚乱地带他去找裁缝，做了一件长褂——因为要去上城里的学堂，就不好再穿两截的乡下人的短衣长裤了。元月八日就要报到，离家时已是冬天，天寒地冻。他出门前跪在地上，给父母亲磕了几个响头，然后大舅送他到镇上去坐火车，一直送到座位上。他只有一个包裹，搁在脚下，里面就是十五岁少年的全部家当了。大舅跟他道了别，下到了月台，又买了一只烧鸡，折返回来，硬要从窗户里递进去给他。他连忙推辞不要，说腾不出手来，大舅还是让他接着了，又大声叫他乳名“花猫”，叮嘱他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他觉得丢人，连声说：“别叫了”，劝大舅早些回去。没走出几步，大舅又回过头来，站在那里张望，找他在哪里。 火车一开动，他忍了好久的泪，险些没掉下来。对面几个旅客，有说有笑，看他一个人，便和他聊起天来。他们都是这条线上的常客，是走南闯北的人，听他说要去读军校，夸他有志气。有人笑道：“我们的国家，以后是要靠你们的！”说要靠他们驱逐列强，不再让外人欺辱。他听得不好意思起来，又渐渐鼓起勇气，不再想着家里。窗外那广袤的平原，笼在一层蒙蒙寒烟中，时或看见一群山羊，或农人的茅草屋，除此之外便就这么无垠地延开去。在那烟中有祖辈，有父亲，有青纱帐。有腊月的大雪，清明的纸灰。 多年后他在东南，站在颠簸的运兵车厢里往外看，经过烟波江上，看见升腾起的白雾，又蓦地想起了离家那年车窗外的风光。江南江北，万里河山。 他入学后没多久，便竹子拔节般长个子，那件特地做的长褂也很快穿短了。不过军校里发了制服，不大用得着他自己的衣服。制服是茶青色的，军帽也是，上面缀了枚六角星徽章，中间篆了一个“学”字。军校的生活，有人受不了，退了学，他倒觉得还算好过。有人辱骂官长被革名。而他格外小心，只想着无论如何一定要毕业。预备学校毕业后，他以上等兵身份入伍半年，充军官候补生，出来时阶级进至中士，入军官学校。两年后由军官学校毕业，充当见习军官，身份又高一级，为上士。在学校四年，假期太短，怕赶不及回去被除名，加之路费昂贵，道途遥远，再回乡时，已经是毕业后一年了。那时他升为了少尉，虽然是最低一级的军官，但总算是混出了一点名堂。甫恭到镇上的火车站去接他，人堆里张望半天，竟找不出他来。等回到家中，大家看见他，都惊讶得不得了，说五年不见，花猫竟长出一个大人模样来了。他却觉得父亲的样子，比记忆中矮了好几头。甫恭也长大了，尖嘴猴腮，瘦猴似的。他也无心寒暄，急着要去大舅坟前看看。因为不是什么日子，所以就只烧了些纸钱。父亲一边烧，一边对他说：你这几年受了什么委屈，都跟你大舅说说，心里说也行。 话音未落，那纸钱上的火便窜了起来，熏得他眼睛痛辣不堪，眼泪止不住地下来。 回到家，甫恭问他有没有去祖母那里打个转身。他回道：“还用你说，我肯定是一放下包袱，就去给老佛爷请安了。” 甫恭说：“哥哥你有这孝心是好事，我就是怕叔叔伯伯们说你只顾着外家的人。” 这次去看祖母，听她说这两年的腰直不起来，也没人请大夫给她看。老太婆“良儿”长“良儿”短地叫他，问他在外这几年，有没有挣到钱。幺叔在一旁对他笑道：“你爹折腾一辈子，也没考上个秀才。你现在是野鸡飞上枝头成凤凰，一举翻了身。我们老晏家，将来是要靠你光宗耀祖的。” 他留下了一点钱，便告辞了。末了幺叔送他出门，也没说要留他吃饭。 他那几日在家里，也不得安生，大姐带回娘家的那个外甥全儿，成天缠他。他从火车站回来，一进门，就看见大姐站在那儿叫：“全儿呢？傻小子跑哪儿去了？”又对他说：“这娃儿没出息，昨儿明明念叨了一晚上，说二舅要回来了，二舅要回来了，真见到你，又躲起来了。没出息的东西，是他老常家的种！” 然后大姐带他到他的屋里去，指着各处说：“你以前的东西，你走了之后，我们都没动过的，你看看是不是都在，有少了的没有。”忽然想起来，又说褥子是才换的，是母亲的嫁妆，没人睡过的，让他摸摸看。他坐到炕上去，拿手仔细摸了一遍，大姐面向着窗户坐着，也不吭声。他隐约觉得不对，这才发现她在哭。他忙叫了声：“姐！”她把脸转过来，一双眼里都是泪，簌簌地往下掉，又觉得不该对着他哭，连忙把围裙撩起来抹脸。他问她哭什么，她又说不做什么。过了一阵子，还是开了口：“有句话，你不爱听，我还是要说。老话说：父母在，不远游。” 于是又是那老一套的话。家里就一个他，一个甫恭。甫恭他也看见了，胆子小，不成事的。她又说到家里这几年，还是难。前几年大旱，庄稼歉收，又一直闹兵灾。说着说着，她又哭道：“你们是脑袋栓裤腰带上的人，你千万要惜你这条命。” 他最见不得人哭，尤其是女人哭，不喜欢别人拿眼泪来要挟他。他手足无措，只好说：“入伍后每个月的钱，我不是都寄家里面了吗？东南的海产，我吃一口，都念着你们，上次还寄了干货回家的。哭哭啼啼做什么？”她说钱都没动，要给他娶媳妇用。原来家里已经给他说了个媳妇儿，八字已经给人看过，问他什么时候把事情办了。他叹了口气，老大的不乐意，只好说今年回家待不了多久，明年休假回来再说。 她便说：“你是不是自己找了个？”他说真没有。她又再三叮嘱，不许带个外省的女人回来。 等到那晚吃饭，他这才见着全儿，如今九岁，是狗都嫌的年纪。全儿见到他，总是舌头打滑，要管他叫“大舅”。也是因为全儿从小就没见过大舅，以为晏甫良是最大的。第二天是初三，是镇上赶集的日子，他带着全儿去玩。给他买了麦芽糖饼。他看着那小子掰一点放进嘴里，便想起他在东南看到的有钱人家的小孩，穿着洋装，拿着气球，还参加什么健康儿童的比赛，赛谁洗手绢最快。全儿一边吃糖，一边仰起脸问他：“二舅为啥要打仗？” 他回道：“打仗是政府的命令。” “二舅打的是什么人？” “打的是与我们作对的人。” “什么人要与我们作对？” “政见不同的人——你吃你的糖，问那么多做什么？” 过了一会儿，全儿又压低声音，偷偷问：“二舅，你要是打仗打死了怎么办？” 他哭笑不得：“要是打死了，你就再也见不着你二舅，高兴不？”又去揪他的耳朵尖：“你小子天天就不盼我点好。” 有天早上，全儿偷偷到他房里瞄了一眼，然后出去对大姐说：“花猫还没起呢。” 他便马上起床，把那小子拦腰扛起来，一边说：“花猫也是你叫的？”一边威胁要打他，吓得全儿连声叫道：“不敢了，二舅，我不敢了！”他便假意放全儿下来，那小子脚一沾地，又把他一把捞起来，作势要给他来个倒栽葱。直到全儿连声求饶，他才放过了他。 后来他又教全儿唱歌儿，词儿改过的，比如： 小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老娘见了怒满膛，骂声贱人休逞强。 没过两天，大姐就拿扫帚来打他：“晏甫良，你都给全儿教了些什么玩意儿？” 下午太阳没那么毒的时候，他就和甫恭到地里去。他一边嚼着草杆，一边听甫恭说：“爹说你横了。从前是很勤快的，现在睡到午饭熟了才起，还要人去叫你。”他听了觉得心烦，但还是说，明日他早一点起就是。回到院子里，父亲拿了个椅子，坐在那里补锅，大姐和全儿也在边上坐着，一边晒太阳，一边择菜。他见状也拿个矮板凳坐过来，帮他们择。全儿说：“妈，我也想跟二舅一起去当兵。” 大姐说：“你二舅是当官长的，你当得上不？” 他又吓唬全儿说：“打仗是要杀人的，不是闹着玩。” 然后便听到父亲在边上说，前年政府又派了任务下来，要求全部改种洋棉。种棉是极费力的事，他连忙问，不种行不行？父亲说，家家都要种。若有30亩的地，至少要种2亩。可是那洋棉，种出来的绒长短不齐，没有乡贩愿意收，白白耗费了地。政府只知道推种，也不管补偿。说着说着，又说到：“你年纪也不小了——” 他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说他不想结。父亲便有些不高兴，只说：“已经定了亲了，你心里要有这事儿。”他是男子汉，成家立业是老祖宗的规矩。又说，要是退婚了，让人家这脸往哪儿搁？他便只好答应下来。好容易才捱到晚上吃饭，他已很久没吃到家里腌的咸菜，咸得他直喝水。饭后，他又叫他们把他带回来的点心拿出来吃，大家都觉得甜齁了，却也不好意思说，因为毕竟是他一番心意。父亲忽然说到，今年家里有一桩好事，燕子来梁上做了窝。他便连声附和，说这是好事。门外忽然传来说话声，几个儿时旧友听说他回来了，也过来串门。于是把灯点起来，酒拿出来倒上，就坐在那一盏幽光下，说乡里人家长里短的闲事。他们问他，那东南的房子，与我们的一不一样？那南边的人，与我们有什么不同？那威海卫的海，有多大？那里的洋人，是与我们有血海深仇的。他说东南的女子，年轻一代的，已不裹脚了。又说那些南方人，真是会做生意。他说南方的春天又阴又冷，他一去就起痱子。他们就这样脱了鞋子，坐在炕上，说天南地北的事。 聊到夜深才兴尽，他送客出门，仰头看见夜空如水，月轮高悬，镶着一层环珮似的青色月晕。他忽然想起从前在军校时，有一位国文课的教员，北平大学毕业的，教他们古诗的时候，忽然对他们说道：
58 首页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