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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哼，”利弗林看了戒指一眼。“我家族的男人都有一个——传统？我不知道，这戒指大概也就传了两代吧。” 利弗林很显然——他自己也不打算掩饰——是个暴发户，直到世界大战爆发前都没有钱，住在俄亥俄州老家。但是他对于内森的前途十分关心。你打算毕业后做什么？利弗林问他。办公室的文员吗？还是回到农场里去？这些问题通常令他非常难堪，因为他只是一个大一的新生，他自己也没有答案。 于是利弗林会得寸进尺。你觉得你的同学们怎么样？利弗林会故意问他。他们聪明吗？我听阿什顿说，你们不能选文理学院的经济学课，是真的吗？是不是因为你们没有交文理学院的学费？你不觉得农学院存在的意义，就是让那些其实上不起大学的人能去读书吗？通往中产阶级的捷径，我听有些人这么说。你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不去读神学院呢？”利弗林追问。“什么时代的人都会需要牧师的。牧师，非常好的职业。这个国家或许缺乏很多东西，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不缺头脑简单的人。” 利弗林心安理得地欣赏他的窘迫。他告诉他这条路走不通，但又不愿给他指明正确的方向。他取乐的方式就是在他面前抛下火种，然后看火烧起来，从耳后根烧到脸颊，到脖颈。然后他就可以坐在那里，拿着威士忌酒杯幸灾乐祸。 后来，当他去了上海后，利弗林还给他寄过一封信。那是当上海在内战中沦陷后，利弗林从某张晚报的“远东消息”上看到了新闻。红发男孩虚情假意地问候他，其实却是希望得知他过得很糟糕。隔岸观火总是令人愉快。不得不承认，有的人需要靠这个活着。 他留在懒汉俱乐部里的唯一原因只有罗伊。罗伊要为当年在学院里流传开来的各种绰号负90%的责任。举个例子，他给农场管理学教授欧文斯起的绰号是“康奈尔寡妇”，因为那人很年轻，刚从宾州州立大学毕业，系丝绸领带，看上去总是郁郁不乐，“好像新近丧夫”。而且他的课最让人头疼。“我算不出纽约州耕地利用率，”罗伊对他说。“你算出来是多少？” “238%。”他回道。“你觉得，呃，我算对了吗？” “显然不，”罗伊说。“仅仅因为我长得英俊并不意味着我蠢得连这个都看不出来。我们完了，康奈尔寡妇要找我们麻烦了。” 于是他离开罗伊的房间，下楼回到自己房里，问李·摩尔要正确答案。李匆忙从书桌前抬起头，翻了翻作业纸，然后给他报了一个数字，又问他是否要来点花生。他谢绝了，同时留意到了李在看一本书。“那是什么？” “《拯救西奥菲勒斯·纽比金》，”李说。“关于一个，在上海的美国海军少尉拯救传教士的故事。” “好看吗？” “不怎么样。” 他抬了抬眉毛，然后飞快地回到罗伊的房里。和李·摩尔一样，罗伊也早已习惯了自己的室友不在房里。罗伊穿着马甲，没脱鞋，半躺在床上抽纸烟，身后胡乱塞着几个枕头，一侧的墙上挂着康奈尔的三角旗，地上还有几本放得乱七八糟的课本。他的双膝屈着，裤筒吊起，露出吊袜带来，一只胳膊枕在脑后，然后把正在抽的烟递给他。他接过来，滤嘴还是湿润的。然后罗伊腾了腾位置，让他挨着自己并肩躺下。这未免也太挤了。没有旁人在的时候，罗伊那薄唇上的笑意就不见了，电灯下他的脸就像年鉴书的插画里的士兵，标致又冷峻。他的墙上空荡得像福利院，除了那面康奈尔的旗子外，没有什么装饰，只有一幅他的姐姐们的照片。他的姐姐们都是美人儿。 “老实说，你对那些文理学院的人怎么看？”他看着天花板问罗伊。“就比如说，利弗林啊，勒梅西埃啊。” “聪明绝顶，”罗伊说，接过他递回的纸烟，抽了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去上文理学院，我们就会聪明绝顶地饿死。不管我有没有这个钱，我都不会花一年180美金的学费来读文学和哲学。想想看，光是我们一学年的住宿费得要多少来着？” “呃，我记不清了。”他回道。 他们算了算，每个星期两美金——要想住得舒服一点得三美金。买书大概要花十几美元，洗衣房的年费是20美元。“我不能说很多，”罗伊说。“但是现在没有人会雇佣画家，建筑师，或者诗人，我得去哪里去让这笔钱回本呢？除非我有个有钱的爸爸。” “你觉不觉得，有时候，人们觉得一个农学院的学位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学位？”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也许相比于学莎士比亚的人来说。” “要我说，现在只有学电气工程的人才最有前途，莎士比亚如果活在20世纪，根本找不到工作。” 有道理，他说，然后又陷入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人都讨厌学莎士比亚的人？” “因为他们往往是因为出身优越，才去学莎士比亚，而不是相反，而优越的人本身就令人讨厌。”罗伊翘起脚，把纸烟按灭在鞋跟上。“他们写诗，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见过的世面比我们要多。如果我整个夏天都待在欧洲，我觉得我能写得比他们更好。” 他思考了一下，然后感叹道，“罗伊，我怎么没有想到。你比我要聪明，你比我聪明多了。” 但是结识他们很有用。“因为他们会把你介绍给有身份地位的人物。每当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我就会想。”罗伊说。“天，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精英，可他们蠢得只会喝酒。但你不得不承认他们有钱，而且他们对朋友很慷慨。如果他们能告诉你一些消息，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一些什么东西，比如在战争开始前，如果我们买了国债，或者屯了钢材……” 许多个夜晚他们就那样躺在床上抽烟，谈论一夜暴富的美国梦。罗伊说，他想要攒钱去学钢琴，或者更实际一点，去上狐步舞课，学怎么跟女孩们跳舞。至于内森——他想要做什么呢？他看着天花板，手枕在脑后，计划着未来。他想到了法蒂玛香烟海报上打扮成阿拉伯舞女的女郎，扬帆远航的帆船——但老实说，他也不知道。他面前隐约浮现出朴茨茅斯的夏夜，教堂花园后的散步，也许等到他四十岁的时候，他还会在那个地方散步，给黄杨树浇水，坐在门廊前，毯子盖在膝盖上。但他不喜欢这个图景，不喜欢这个预兆。他想到纽约去看看。也许会去纽约。纽约，这个念头让他振奋起来。或许有一条看得见的，也行得通的道路，通往第五大道的某座摩天大楼的办公室。穿着百货商场里卖的、能修改的西装，而不是邮购西装。那中产阶级的、安稳的、一眼望得到头的人生。他对这个计划感到满意。一个康奈尔人是讲求实际的。一个康奈尔人不会对——比如说，去中国做一个传教士这种虚无缥缈的事感兴趣。 他会在纽约找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他那时对此还非常确定。 在一个从试验田上精疲力尽地回来后的下午，他发现米尔斯太太风尘仆仆地从外头赶回来。“车的妻子，”她说，把帽子取下。“她希望我们能帮帮忙。” 他们那晚很早地把弗吉尼亚送去睡觉，后者十分不乐意，因为她预料到了他们会谈“重要的事”。最后他们终于在餐桌边上坐下。“我今天去看了他们。”米尔斯太太说。“张牧师也在，我们必须想办法说服那个丈夫，他好像陷入了偏执，一定要卖掉自己的女儿。” 而且他似乎并不是打算买一头牛。米尔斯太太告诉他们，车非常固执，坚称他只要原来那头牛，因为他已经用顺手了。他只要那头牛，那头已经被黄衣会的匪徒们吃掉的牛。而且他非常骄傲，不愿意接受捐款，因为那对他来说是施舍。他告诉他们，他虽然不富裕，但也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不是乞丐。他是一个农人，这是一个虽然不高贵，但也算体面的社会地位。他打算把阿比盖尔卖作童养媳，是因为他需要还债。在那之后他打算离开阎县，到上海去找份事情做，也许会去某个工厂里做工人。 他们坐在那里，沉默，然后米尔斯忽然对他说，“或者你能给他一份工作吗？” 他一开始还不明白，但随即恍然大悟。 “我能担保他的品行，”米尔斯说。“但你或许需要现在给他结清工资。” 自从他开除了那个瘾君子后，他的试验田里就少了一个人手。他确实需要再找一个人。他同意了，虽然谨慎地加了一句，“我希望他的情绪能稳定一些。” 如果车能够现在还上债务，并且在这个耕作季节找到事情做，他也许就会同意暂时不卖掉女儿。虽然阿比盖尔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她依然属于她父亲，而且在未来可能依然会被卖掉。他向米尔斯太太询问了阿比盖尔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那小女孩看上去挺镇定，虽然依旧不喜欢说话。在大人们讨论她的命运时，她一直坐在小凳上低头剪花纸。他记得在上海的时候，每年冬天都会有许多无家可归者冻死在街头。他们也许就曾是车这样的农夫。失去一头牛，就能让一个还算体面的人变成无产者，向下堕落的道路永远敞开。那时在夜里，他经常能听见街上回荡着乞求声，来自没有鼻子的乞丐，盲人，赤裸的小孩。但他也做不了什么。如果他给了其中一个人铜币，就会有无数乞丐围上来。他知道他救不了每一个人。 车答应了他们的提议，于是他的试验田里有了一个新面孔。这件事似乎并没有受到晏的注意，至少军官没有召见他。有一些人显然想看车的好戏，因为内森已经赢得了“不可靠的外国人”的名声，他对那个瘾君子的妥协被视作是理亏——这可多亏了晏。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再见到军官。他现在又一头扎进了一个新的计划：贷款协会。这个念头是在帮助阿比盖尔的父亲时产生的。的确，他没有办法帮助每一个人，但是一个协会或许可以。他敏锐地发现阎县缺乏一个现代社会的组织：贷款社。如果像车这样的农夫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专门针对农户的低利率贷款，而不是去借高利贷，那么他们或许就能撑过一段较为难熬的时光，不至于一下子跌入深渊里去。当务之急是让他们与上海的银行建立联系，这一点他倒是真的帮得上忙。他同时也需要乡绅们的协助，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动员本地人。 除此之外，这个协会还将有一个别的用途：如果他能帮助阎县创办这个现代化的贷款协会，那么他提交给教会的定期报告上就会有东西可写。那个分发新种子的项目失败了，很显然。而这个协会将是一个教会的先生们会喜欢的故事。就连福德姆也会赞赏的。现代，利他主义，善行，以及“我们的文明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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