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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发现中国人在无法和他沟通的时候，会采取一种很奇怪的措施，就是让他去读中文。特别是在那些人本身也不识字的情况下。他们似乎对他抱有这样一种希望——的确，他听不懂，但如果他读得懂呢？方块字是神圣的，它与一个人会不会说中文无关，与一个人是不是“大人先生”有关。一个贩夫走卒，即便是个中国人，也不一定看得懂字；但一个金发蓝眼的外国人，因为是个“大人先生”，所以倒或许认得字。阿韦就是这样。当那人发现自己没办法讲明白的时候，就会拿起一张中文的报纸，递到他面前，焦急地让他看。“可是，阿韦，”他竭力解释道。“我也读不懂中文！” 但是困惑并没有持续太久。第二天，英文的《华东邮报》头版最显眼的地方写着：《东南的内战：轰炸青浦，军队从多个方向进入，局势黯淡》。 每天，火车拉来一车厢又一车厢因战火而失去家园的人们。他的房里塞满了中国同事们寄存的财物。飞机的声音在黄浦江上方盘旋，英国驻军的装甲车队开始上街巡逻。租界里涌入扛着硕大包裹的中国难民。惨白的脸，浸着血的毯子，因为跑得匆忙而只穿了一只鞋子的脚，无声地向过路者诉说着：战争，战争，战争。 黄衣会妥协了。他们同意了撤回山中的据点，保证不再骚扰阎县，并且释放了所有先前绑架的人质，交还了所有劫掠的财物。这是乡绅们调停的成果。虽然晏主张一场彻底清剿土匪的行动，但本地人担心这样的大战会给阎县带来灭顶之灾。除此之外，他们极度害怕新调来的军队会像这位晏营长一样，赖着不走。阎县不想再供养更多的兵马。没能调来后援的晏只能再度施展他的强硬手段。军队认为那晚主街的火是内应所纵，也就是说，黄衣会的成员依旧潜伏在城中。于是在整整一个星期里，阎县都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之中。密探，揭发，半夜突击搜查。黄衣会的俘虏们没有受到审判就被斩首，据说那是指挥部的命令。砍下的头颅用麻绳系着，悬挂在城隍庙旁的墙上，挂得很低，大一点的孩子伸手都能摸到。 据说有一天晚上，两个身份败露的黄衣会成员准备出逃，但是走漏了风声。晏的人在他们藏身的亲戚家里逮到了他们，在他们试图攀过猪圈的时候砍下了他们的头——就按在猪圈的围栏上砍下的。但是这还不够。晏要向人们证明，这个所谓的黄衣会并没有法术，因此加入他们不会有任何好处。于是他公开枪决了一名俘虏。那名自称刀枪不入的匪徒双眼被白布条蒙着，绑在柱子上。第一次射击时，子弹似乎没能射进他的身体。于是一名士兵上前将他的衣服剥下，露出了里面穿着的锁子甲。脱去了锁子甲后，行刑队再次射击。这一次他很快就死了。 米尔斯对此表示赞赏，这让他有一点——怎么说，始料未及。虽然如此，他不认为医生是在享受这些血腥的场面。也许只是因为米尔斯也憎恨迷信。 人质们被释放的那天，他们的家庭欣喜若狂。除了阿比盖尔的父亲，那位姓车的农夫。正如他刚来阎县第一天时，米尔斯在桌上谈到的，车的小儿子被黄衣会绑架了。但事实上，他还有一头耕牛也被黄衣会掠走。他的小儿子被还了回来，毫发无损，但一同被还回来的还有一袋吃剩的牛骨，显然是他那头被土匪牵走的牛。他受不了失去家中唯一一条耕牛的刺激，决定跳河自尽。然而他似乎忘了，身为一个南方人，他从小熟悉水性，所以在河中扑腾几下后，便浮了起来。 当内森和米尔斯一家赶到河边时，岸上已经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比庙会或赶集还要拥挤。车目前并没有上岸的打算，依然在水里漂着，只露出一个倔强的脑袋。他的家人们在岸上乞求他回来。他那裹小脚的妻子抱着小儿子，斜着身子坐在岸边哭泣。他的女儿阿比盖尔和另一个儿子则跪着，面朝着他的方向不住磕头。 这件事最后还是由军队解决的。不过他没看到晏。事实上，他有好一阵子没看到他了。也许这么一点小事用不着军官亲自出面。几名士兵拿着一条长长的竹竿，向河中央伸去。那条竹竿似乎有两种用处：一方面，它可以给车提供一个上岸的助力，让那位农夫抓着杆子回到岸边。另一方面，如果他不愿意上来，士兵们也可以戳一戳他，督促他别把这场闹剧维持太久。 果然，车最后还是沿着杆子回到了岸上。围观者对此兴奋不已，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笑容。他们对于这位同乡的不幸似乎没有太多同理心，更像在看戏。晏不喜欢人们聚在一起看热闹，禁止了戏台的使用，所以阎县的人们很久都没有这样像样的娱乐节目了。不过当车被成功救起后，狂欢结束，内森不快地发现人群的兴奋点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他站在那里，接受男女老幼的打量和审问。内容跟之前的没什么不同。他早就发现了中国人关心的问题无非那几个：你从什么地方来，今年多大了，结婚了没有。一开始，他还试着对他们笑一下，但他的每一个面部表情都会引起一阵惊叹和议论。人们看着他微微扬起嘴角，就像第一次看见钟表上的指针转动。所以最后他只能板起脸。在被检查了一番之后，人们的评价走向了两个极端：一部分人认为他身材修长，看起来体面而有力气；另一部分人认为他干稻草一样的头发，蓝色的眼珠，满脸的斑和大鼻子实在是很难看。 米尔斯把这些翻译给他听的时候，一脸幸灾乐祸。但应该要感谢医生，因为如果不是因为米尔斯在阎县多年来的行医，人们对他的态度本可能更不友好。不过米尔斯有着褐色的眼睛和头发，所以不会像他一样，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蓝眼睛的魔鬼”。有的人甚至试图拿手摸他，礼貌一点的会通过米尔斯询问能否摸摸他的头发。当然他都拒绝了。他在人群中看到了几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她们都不约而同地用手遮住了自己孩子的眼睛，显然在担心他会给婴儿带来诅咒——也许是想起了那个关于外国人的传言：这些蓝眼睛的人吃小孩。 他感觉自己就像康奈尔橄榄球队的吉祥物，那头名叫“触地得分三世”的棕熊熊崽，被牵着到处巡游。“他们都认为我的鼻子很大，”还在上海的时候，他就这么写信给罗伊抱怨过。“我的鼻子真的太大了吗？他们甚至会专门跑过来看 ‘洋鬼子’。每次出了租界，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单人的马戏团。” 为了缓解尴尬，他试图给自己点一根烟，却恼怒地发现火柴太湿，无法点燃。人群中的一个男孩见状跑回家，从家里拿了一盒火柴，很骄傲地递给了他。 “哦，谢谢。”他有些吃惊地说。 “他告诉你，这叫 ‘洋火’。”米尔斯说。 由于无法出城，下午的时候，他去了教堂一趟。他在那里头一次见到张牧师。那是一位中年的中国人，面颊很饱满，而嘴唇偏小，很像佛教或道教寺庙里雍容的神像，笑容里暗藏着对尘世享乐的默许。张牧师的英语——几乎和阿韦差不多，甚至可能更糟糕。站在教堂里谈论周日礼拜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一件急需去做的事——既然他名义上是阎县站的传教士之一，他就得做一点他承诺过的“乡村工作”。而以他的中文水平，他是没有办法跟大多数人打交道的。不过对此他已经有所准备。他告诉米尔斯和张牧师，他从上海带来了许多新的种子，有玉米、小麦、水稻，等等，都是圣约瑟的试验田里培育出的新品种，产量和利润都很高，他可以免费分发给阎县的农人们，并且给他们提供种植上的指导。 “如果你能帮助我分发下去，那就太好了。”他对张牧师说。 张牧师一口应允。他会让这里的教民协助他分发。他暗暗松了口气。如果阎县本地的基督徒们可以把种子分发给他们的邻居，或者亲属，或者自己去种植，他就能避免许多直接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尴尬——他可不想再经历和军官那样难堪的会面了。 “而且，”他接着说道。“我会把教堂后的那块地整理一下，那里很适合做一个小花园。” 米尔斯喜欢这个主意。“弗吉尼亚和她的‘学生’们可以来帮忙吗？” “当然。”他愉快地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知道自己在给教会的工作报告上有东西可写了。 终于，晏解除了对阎县的戒严。几天后，一个由几名骑兵组成的卫队护送他到试验地里。他督促雇工们翻整土地，由于人手似乎不太足，他还要自己上阵，把土里的老根挑出来。落日之前，他精疲力竭地回到米尔斯家，忽然发现似乎少了什么。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匆忙下楼，问米尔斯有没有看到那些装着棉种的玻璃罐。 米尔斯脸上的茫然加深了他的不安。他在后厨里找到了罐子，是空的，米尔家的女仆正在拿丝瓜瓤给它们擦洗，擦得锃亮如新。医生说，或许得去问问张牧师。他抓起帽子，和米尔斯一道匆匆出门。晚风里满是做晚饭的焦味。张牧师同样一脸迷惑。我按你说的，去拿了那些种子。他说。然后我们全部分发下去了。 “全部？”他问，背上凉了一截。“什么时候？” 就这两天。张牧师说。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你还好吗，米尔斯紧张地问。内特，内特，你要嗅盐吗？ “请不要晕过去。”最后，医生关切地说。 他终于缓过气来，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 “大地母亲啊！” 很快，米尔斯，张牧师，还有一些中国教民迅速去往领了新种子的农户家里，抱着最后一点绝望的侥幸，询问那些种子的下落。第一户农家拿去喂了猪。第二户掺杂在煤灰里烧了。第三户丢到粪堆里，已不知所踪。接下来的大都如此。他想不明白——根本想不明白：如果他们并不想要试种新的种子，那么他们一开始为什么要领？ “因为是白给的，”米尔斯说。“他们觉得不拿白不拿。他们大概也不好意思拒绝。” 不幸中的万幸是，圣约瑟还有不少剩余的棉种，其中一些还是打算今年寄给美国农业部的。他请人帮他去拍了一份电报给梅，让他将那些备用的棉种带下来，顺便让再去找阿韦，因为他正好还有一叠实验备忘录，以及一些其他东西，例如工作服和雨靴，忘了带下来，而阿韦知道它们放在哪里。 去传电报的人等了一下午，将梅的回复带了回来。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他向自己保证道，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没有差错。一切都还在按计划进行。但几天后的早上，他睁开眼时，忽然又想起那些笑嘻嘻地在岸上盯着他看的人，想起那些把他宝贵的试验棉种拿去喂了猪的农夫。一股无名火从胸中窜起，他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操！”他骂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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