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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森看了一眼地上抽剩的烟头。能够安然入睡的夜晚是一种奢侈。米尔斯坐在他边上，手里拿着一把勃朗宁手枪。 在枪声稍稍休息的间隙里，医生忽然问他，“上海怎么样？” “不像中国，”他回道，因为抽了一夜的烟而嗓音沙哑。“和美国很像，外滩有一些很不错的建筑。” 然后他们没有说话，又回到沉默中。 “你喜欢中国人吗？”过了好一阵子，米尔斯忽然又问， 他没有马上回答，头稍微往后仰，靠在桌沿，想了一会儿。 “喜欢。”最后他说。 “你喜欢他们的什么？” “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面孔。”他说。“让你感觉……让你感觉很好。” 米尔斯表示赞同。“除了Y。” 他很快反应过来医生指的是晏。“他们名义上是这个国家的国防军，但实际上只对一两个人效忠。”米尔斯说，然后告诉他，自从晏来到阎县后，他们就在床底下准备了几个手提包，里面有一些应急的衣物和钱，以便随时逃往上海。“如果到了必要的时候，” 米尔斯划了支火柴，点烟，这时他才看见医生脸上汗涔涔的。“你答应我会把他们带到上海去。” 没等他发问，米尔斯就说，“我要留下来。我是医生，有伤员等着我去救。” 他的腿坐得发麻，于是换了条腿屈着。“说到Y，”他说。“我今天下午去见了他。” “哦？去做什么？” “挤。”他说，做了个挤海棉的手势。 米尔斯很快便会意。贿赂。在刚到上海的时候，教会组织过一些讲习会，以帮助他们应对在中国的复杂情况。挤，有一位主讲人曾这么对他们说。和有一定权力的人打交道的时候，要记得他们总是想挤出一些油水来。“我给了他那台柯达的相机，带静电笔的那款，可以在底片上写字。他没要。” “我猜他也不会。”米尔斯回道。“你知道，中国人很害怕相机。他们觉得照相会把人的魂魄摄走。” “也许他不喜欢别人用过的东西。不过他把那盒金币巧克力留下了。” “哦，”米尔斯的脸忽然被点亮了。“他一定以为那是——” “不，他知道那不是真的金币。”他说。“他当着我的面吃了一枚。” “我得说，这几乎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小的贿赂，”米尔斯说。“我跟这里的好几任县长打过交道，一般来说，那些官僚的胃口可不小。” “谁知道呢，”他说。“他现在拥有全世界最棒的巧克力了。” 米尔斯干笑。他没有告诉米尔斯晏在他面前说了粗俗的话。因为东方人总是这样——他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外国人不会他们的语言，所以会毫不忌惮地在他们面前议论。 “凯特曾经跟他打过交道，她有告诉你吗？”米尔斯问。 没有。他回道。 “你应该在场看看的，”米尔斯扬了扬眉毛。“那次非常有趣。因为中国人有男女之间不接触的原则，所以Y几乎不和凯特说话。那次他想知道教堂里的事，但当时我不在家，他本可以直接问凯特的，结果他说的是——” 医生换成了中文，很慢，以便他也能听得懂。“‘米太太，你们家老爷呢？’” 他和米尔斯一道笑出了声。“凯特挺生气，她说——”米尔斯吁了口气。“她告诉Y，她不会用这个词称呼我。你真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她说：我有时会叫他 ‘医生’，但 ‘老爷’？不，我不是他的女仆。在那之后Y就没再跟她说过一句话。” “很有趣。”他笑着说。 “内特，”米尔斯忽然看向他。“你听得懂一些中文，对吗？” “有时候，如果我专心去听的话。不过只有非常少的一点。我几乎听不懂上海的人所说的话。” “但是你不愿意说？” 他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太难了。” 医生掸了掸烟灰，表示可以理解。 他始终想不明白——既然教会明明知道他要被派遣去上海，为什么当初要安排他学北方官话？而关于他学中文很不上心这件事，福德姆其实曾找他谈过。也没那么难，文理学院院长坐在扶手椅里，对他说。想想看，每年有数百万个中国婴儿得做同样的事！ 他猛地笑出声。福德姆对这种反应显然有些不快。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也许只是觉得可笑。大概从来到上海后开始，他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这种消极的抗议策略，那就是冷冷地笑出声来。内特尔顿先生，你笑什么？福德姆问。 这一套偷换概念的修辞和陈词滥调。他在传教士研讨班上记笔记的时候就该笑出来的。“你难道看不出来，”他对福德姆说。“我没有跟这些人打成一片的能力，我的用处在于更实际的事情上。”食物能养活这些人，填满这许多张口，如果土地里没有收成，就谈不上丰盛的生活。“我是一个技术人员，我不是演说家。” “或者让我这么问，”福德姆用前所未有的郑重语气问。“你是否还相信福音布道？” “当然！”他不假思索地说，几乎感到受了冒犯。 他们就这样对峙了一会儿，然后福德姆冷冷地说，“我不知道你听说了什么，读过了什么，我只想说，内特尔顿先生，社会福音不是福音，它就是社会主——” 福德姆没把话说完。“你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 这句话近乎是宣战了，他感觉到血涌上脑门。“把这些事留给试验场的人去做，”福德姆又说。“我们是传教士，不是某个种子公司的雇员。” 又来了，一个农学院的毕业生在教会学校里做什么呢？他想。我又不会他妈的教会史，我又不会他妈的希腊文。“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找人在这里教生物？为什么要教植物学？” “为了培养教会领袖。”福德姆果断地回道。“因为这所学校是教会的事业。” 他如坐针毡，没法直视福德姆蓝灰色的眼睛，垂下了视线。“我只想做点实事，”他再次说。“我觉得我无法了解他们，也不觉得我能理解他们。如果非要在这种情况下，去给他们施加影响，我想这、这就偏离了福音布道的宗旨。你看他们——你看看他们的脸，他们是永远不可能成为盎格鲁-萨克逊的。意大利人？也许可以，如果他们努力尝试过的话，但东方人是不可能的——” 福德姆没有打断他，于是他越说越没有顾忌。“我觉得我永远不能理解中国人，”他下了结论。“我永远无法学会中文。因为我不会自以为是到觉得自己能理解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我不会狂妄到学会了怎么写笔画、偏旁部首，就敢在中国的问题上大放厥词，谈论这个国家应该怎么被治理。” 他太过于沉浸在自己的独白里，以至于没发觉文理学院院长的脸色正在变得铁青。“我们总是以为语言是唯一的障碍，以为这、这种复杂的写作系统就是魔鬼设置的唯一阻碍，一旦突破了这层阻碍后，我们就能掌握关于这个国家的所有知识。因为我们有科学和圣经。但是我不喜欢这、这个——这场名叫文明的奇怪的游戏。我觉得一个美国人哪怕学了三十年的中文，精通所有的方言和孔夫子的作品，也不能理解中国。” “什么让你这么认为的？” “因为这个事实：他是个美国人。” 最伤害一颗盎格鲁-萨克逊的自尊心的时候，就是当一个国家拒绝被它所理解，并声称它永远不能理解她的时候。福德姆认为这场闹剧是时候该收场了，他今天已经从这位年轻的生物科教员口中收到了足够多的冒犯。 “你为了能不学中文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不是吗？”文理学院院长轻蔑地说。不过幸运的是，自那以后，福德姆就再没有就这个问题找过他的麻烦。毕竟在上海那群“堕落得像狗一样”（1924年3月《教务杂志》上的一篇社论如是说）的西方人里，他绝对不是唯一一个学不会中文的人。 那天晚上的战斗直到清晨才结束。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枪声，恐惧地等待着的炮声也并没有出现，主街上的火已经被扑灭，现在又能听见鸟鸣了。 “结束了吗？”他问米尔斯。 米尔斯和他一样脸色惨白。医生敲了敲门，向守卫的士兵询问了两声，在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他们艰难地把抵在门口的桌子挪开。一打开门，一股火药和物体焚烧的气味就窜进来，令他想起中国人举办过红白喜事后的街道。米尔斯和他们交谈了几句，得到的回复令人心安。军队已经击退了入侵的黄衣会土匪，正在清理战场，城里现在是安全的。 因为坐得太久，他的膝盖僵硬发疼。米尔斯刚披上外套，还没来得及出门，就有士兵来告诉他，晏营长请他去帮忙看看伤员。“他们要暂时封锁这个地方，这几天内都会实行宵禁。”米尔斯把士兵的话转述给他。“不过，Y给你找了一个保卫队，等到事态平息下来，他们将会护送你到试验田里去。 他有点意外。“这就意味着我不用被困在镇子上了？” 米尔斯看上去也很振奋。“顺便说，”医生告诉他。“Y问候了你。他想知道你有没有受伤。” “我很好，”他很快回道。“告诉他我非常感谢。” “我们要不要顺便告诉他，”米尔斯说。“虽然他关心我们的安危，但我们最关心的事是——巧克力怎么样？” “哈，算了吧，弗兰克，”他笑了，劝道。“也许他不喜欢这样的玩笑。” “哦，内特，我们可以试试。我打赌他只会告诉你非常感谢，就这样。‘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鞠躬个不停，你知道的。” 军官会认为这样的问题不礼貌吗？他没有办法预计这句话的后果。但米尔斯已经离开了。他去叫女人们和孩子们出来。弗吉尼亚睡眼惺忪，想要喝水。他拧开搪瓷水罐的水龙头，给她倒了一杯。 “你害怕吗？”递过水的时候，他问她。 她摇了摇头，告诉他这算不了什么，在几个月前的那一场战斗里，军队用上了大炮。“爸爸有告诉你有好多瓦片砸下来，差点砸中了他的头吗？” “没有。”他说。 米尔斯在午饭时间回来了，风尘仆仆。“一团混乱，”医生拿手帕擦汗，拼命喝水。“非常棘手，子弹正好打在纽扣上，碎片全部进到体内了，我清了一上午，待会儿还得继续清。他们的军医忙不过来，有人大概熬不过今晚了——我手上还有血吗？” 米尔斯太太递过一条干净的手帕。“谢谢，凯特——晏让我去看了看他们俘虏的土匪。他怀疑他们服用了什么药品。我得说，他们看上去确实不正常，我觉得是砷化物中毒的症状。少量服用可以让你的血管收缩，你会更兴奋，对痛觉会不那么敏感，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作战时异常鲁莽。晏发誓他会找到这些砷化物的来源——那男孩不吃迷信那一套，这是他为数不多的美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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