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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去给伤兵清理伤口时，米尔斯在门口低声提醒他。“我听说最近会有很大的动静，晏似乎在要求指挥部接管这个地方。如果他们要在这里和黄衣会开战，我请求你仔细考虑一下，你的试验田怎么办。” 我会的。他说，然后岔开话题。“巧克力怎么样？” 米尔斯反应过来，笑了。“Y说他很满意。”米尔斯说。“他说他保证以后每次吃的时候，都会想到你。” 他爬上楼梯，走回自己的房间。经过一夜的煎熬，他累得几乎不想挪动双腿。米尔斯家的楼梯非常窄，踩上去咯吱作响，他担心它随时会断裂。而且在二楼处很低矮。他现在已经习惯了提前低头，免得撞到脑袋。他把窗户打开，但没有心情往外看，而是坐回了工作台边的一张藤椅上。我们的床底下有几个手提包，他想起米尔斯昨天晚上对他说的话。里面装了应急的东西。我们随时准备好逃往上海。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声音之大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为什么偏偏是这个鬼地方？他懊恼地想，双臂撑在膝上，双手抓着头发。确实，春耕还没有开始，种子也没有播下去，现在离开这里还来得及。可到哪里再去找一片试验地？至少在这个礼拜末，他就得把地耕一遍，还得作畦，这些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而四月中就要播种了。他相当确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不到能够接收他的传教站，特别是位置合适，能够开展这项试验的。来不及了。 当他去年年底决定离开上海时，有一种传言是，他是被福德姆排挤走的。这并不是事实。虽然那时他和文理学院院长之间的关系确实不怎么样，但如果福德姆要排挤谁，他的目标也会是生物科主任罗威尔，而不是他。来到圣约瑟后没多久，他就发现福德姆与罗威尔交恶。两个都叫约翰，一个是波士顿人，一个来自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约翰·福德姆认为约翰·罗威尔有道德上的问题，暴躁傲慢，曾经被投诉和中国雇工起肢体冲突；而约翰·罗威尔认为约翰·福德姆热衷于装腔作势，喜欢和中国人套近乎，只是为了哪天中国人要把他们赶出去时自己还可以勾兑到一个位置。“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罗威尔曾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根本不爱中国，那就是他的伪善。我是真的喜欢很上海和这里的一切，而他只是表面上装作感兴趣。” 他们确实都不太喜欢福德姆，因为他们都赞成宗教不应该与世俗权力过于接近，而福德姆是一个热衷于迎合权要的人。至于罗威尔，虽然他易怒的脾气给生物科招惹了很多麻烦，但他们都认为他其实“是个好人”。只是有时罗威尔和他的中国雇工吵架时，内森得过去拦在他们中间，免得他们打起来。“该死的中国佬！”罗威尔扬着手杖大骂道，而那个中国雇工憋了一口痰，吐到他面前，一边骂了些什么。 “你看到没有？他恨我！”罗威尔嚷道，把歪了的眼镜扶正。“他——恨——我！” 但过两天他又改口了，说他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如果黑鬼们有这么勤劳就好了。”不过关于中国人，罗威尔依然有很大意见。“问题在于——问题在于他们和日本人不一样。当你告诉日本人应该怎么去做，他们会听从你的建议。但是中国人会听完你的话，然后完全不按你的建议去做。我不是说他们在故意和你对着干，但是他们就是不会按照你告诉他们的去做。就是这样。” 不过罗威尔认为俄国人才是整个远东最糟糕的。“俄国人不会为你做任何事。他们会做了你。” 而福德姆认为自己不能对这种丑闻坐视不管。他召集了一次调查会，要求罗威尔解释他为什么用手杖打人。 “我没有打他，”罗威尔说。“我只是，用手杖尖轻轻敲了一下。” 福德姆毫不掩饰脸上的鄙夷。文理学院院长鄙视人的时候，脸都是扭曲的，不禁让内森想，如果一个人要坐到这个位置上，他得对自己下多狠的手，那一定很不容易。到了后来，当罗威尔发现福德姆将一笔新的外部资金拨给了英文科，而没有帮生物科争取一分钱后，这场暗中较劲演变为了正面冲突。罗威尔大发雷霆，威胁要辞职，放话说自己要永远离开上海，回阿拉巴马大学任教。不过生物科主任摆好了要走的架势后，发现并没人理他，只好作罢。但从那以后他就拒绝与福德姆说话。 内森尴尬地发现自己被夹在了中间；每当福德姆想要从罗威尔那里窥探什么，他就召见内森。福德姆很会贴近中国人，至少表现出来是这样：他能用中文写作，翻译了一些新约片段，甚至能在礼拜日用官话和沪语布道。你们的试验进展还好吗？福德姆问。当然了，你们是行家，我对于这个问题一窍不通。他说话流畅，优雅，无可挑剔，好像他真的很感兴趣一样。福德姆深谙一种他这个身份和地位的男人特有的本事，那就是以最小的努力，假装对别人说的话感兴趣。 福德姆后来一直向他询问各种问题。关于那个试验场怎么样，雇佣了怎样的人。他逐渐知道福德姆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他的最终目的是终止他们的试验。终于，在那个学期末，他和罗威尔得知下一年他们将失去那片试验田的使用权，因为圣约瑟要将那块地收回来，建新的校舍。 出人意料的是，罗威尔没有再去和福德姆争论，而是申请了回国休假。这可不太像罗威尔的作风，也许这位阿拉巴马州立毕业的农学博士真的累了。但内森感到自己也没法在圣约瑟继续待下去。他不想独自一人面对福德姆。老实说，他宁愿被罗威尔拿手杖敲，也不愿走进福德姆的办公室里。文理学院院长坐在扶手椅里，翘着二郎腿，下巴微微扬着，活像个法式餐厅里的侍应生。有时内森甚至觉得，让人对世界感到绝望的，不是拿着手杖和中国雇工对打的罗威尔，而是像福德姆这样的人。他们白皙的小手搭在膝上，正直庄严，振振有词，占据着道义的高位，拥有历史和未来。他们让你觉得你永远是错的。屈辱的、尴尬的、羞愤的错误在你身上。确实，福德姆不像罗威尔，他不会像后者一样肆无忌惮地展示傲慢。但福德姆所展示出来的，也不过是另一种鼓励学生般的、屈尊降格的友善。就像赞美女人一样，只赞美她们“可爱”、“迷人”，因为除此之外似乎也找不出什么值得赞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德姆和罗威尔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如果没有罗威尔，他也没法找到阿韦。每当他在阎县，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所适从时，他都会想念他在上海的那位中国仆从。虽然，老实说，阿韦并不会说英语。当罗威尔把那个矮小瘦削的上海男人引荐给他时，罗威尔的描述是，“他会说一种类似英语的东西，不过并不是英语。” 他们坐在内森在上海的教员公寓的起居室里，而阿韦站在他们面前，穿着短上衣和长裤。“我的英文说得很‘阔以’”。阿韦向他们保证道， “阔以。”罗威尔学着那人的口音，觉得很好笑。“你的英文说得很 ‘阔以’，是吗？” 对于在租界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不嘲笑中国人的英语口音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说自己“没有恶意”。罗威尔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些中国人。尤其是阿韦，他是个很有趣的伙计，你会喜欢他的——阿韦，你知道美国总统是谁吗？” “袁世凯。”阿韦答道。 “你看，我跟你说了的。”罗威尔转过脸，得意地说。 于是他就这样雇下了阿韦。他一直都记得，阿韦来到他家的第二天早上，他穿着晨衣走出卧室，听见有个陌生的声音说： “主人。” 他愣了一下才意识到那是在叫他，又过了一阵子才习惯了被这么称呼。 阿韦说不上很勤快。而鉴于内森认识的中国人一只手就数得过来，他也不知道那在中国算不算是懒惰。要是让阿韦做多一点活，那人就唉声叹气，看得他于心不忍。但阿韦又爱聊天，经常用他支离破碎的英语问内森各种问题。虽然这个上海男人显然年纪比他大，但他觉得那瘦弱的身体显露出一种幼稚。阿韦干活的时候还会哼本地的曲子，像个无忧无虑的报童。他确实像米尔斯所说的，是个讨人喜欢的伙计。 他们很合得来，就像——他觉得，就像鲁滨逊和他的仆人星期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摩擦。当他被上海的蚊子折磨得不堪其扰后，阿韦在房里点起了蚊香。他上完课回来后，一进房门，差点被熏晕过去。 “阿韦！”他叫道。 他的中国仆人马上跑进来。 “不要再烧这些东西，这简直就是毒气。” 于是阿韦把蚊香撤了。后来他终于设法搞到一顶日本蚊帐，这才在晚上睡了个好觉。 还有一次，当他把报纸放下，准备享用他的晚餐时，他面前赫然出现一盘鸡脚。 于是他又叫阿韦进来。“坐下。”他指指椅子。 阿韦十分惶遽不安地坐下。他觉得哭笑不得。一个体面的盎格鲁-萨克逊男人是不会吃鸡脚的。布鲁克林的意大利人还有可能这么做，但盎格鲁-萨克逊人不可能。 “我要说清楚一些关于饭菜的问题。”他告诉阿韦。 那人顺服地点点头。 “鸡脚，”他尽量说得简单，不用完整的句子。“是不行的。豆腐，可以吃。面包，黄油，牛奶，咖啡，我要这几样。当然，”他开玩笑道。“如果可以，我也希望你能学着做俱乐部三明治。” 第二天，装鸡脚里的红色花纹瓷碗里盛的是炒栗子，显然是阿韦在街边买的。他很愉快地接受了炒栗子。而且进步还是有的，来到上海后的第二年春天，他甚至可以吃竹笋了。上海及其周边的人似乎永远都在吃竹笋。还有本地商店里的核桃酥。我发誓，他在给罗伊的信里写道。那是我吃过最棒的曲奇饼。 阿韦曾让他评价他们见到过的中国女人。他觉得出于礼貌，自己应该赞美这个国家的女人，所以他告诉阿韦，他觉得中国女人很漂亮，最有吸引力的是年轻女人额头中间垂下来的那一撮刘海，“就好像一块巧克力布朗尼。” “你需要我给你找个女人吗，主人？”阿韦问。 “不！”他立即嚷道，有点被这个拉皮条的建议冒犯到了。显然，又有新的规矩需要立下。 他会让阿韦教他一些简单的本地对话，不过即使他学会了，他也并不会到外面去和别的中国人说。阿韦告诉他，他在教会的培训课上学的是“北方人的中文”。梅，他的学生之一，是个本地人，但说得一口流利的北方官话。不过不知为何，他也并不愿跟梅讲中文。大概是因为梅能讲英语，所以他就习惯了梅去屈就他，而不是反之。去说一门不是自己母语的语言，就是允许自己向他人展示弱点。既然他可以做一个“主人”，他就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做一个学舌的丑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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