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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机的时候，工作人员只对照了护照和机票上的个人信息是否一致，根本没抬头看我一眼。他们要是看了，就会发现护照照片和我的脸根本对不上，但是他们没有看我。时值深夜，他们已经累的抬不起头来了。 “欢迎登机……”空姐强忍着哈欠，面带疲惫的笑容，接过我的登机牌看了一眼，又递回给我，“欢迎登机，杰克·萨特先生。您的座位在后排，请往里走。” 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三十五分起飞，美国东部时间上午九点半到达。飞行长达八个小时，算上三个小时的时差，我还有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纽约。我第一次坐飞机，起飞时的耳鸣让我不太舒服，座位又靠窗，往下看的时候我一阵心慌。直到这一刻，我才开始为自己刚才做的事感到后怕。我为一个微乎其微的可能性杀了一个人。萨特和罗丹不一样，罗丹是陌生人，可我认识萨特已经两年了。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肾上腺素，后者是蓄谋已久。我感觉我的灵魂有了裂痕。 我赶紧拿起那本书，速读了几页，终于找回了呼吸。很奇怪，那些描写无一不血腥惨烈至极，而我却感到发自内心的平静，就像是归家的丈夫闻到妻子做的饭菜味。其实我从没有见过那样温馨的场面，自打我记事起，我的父母无时无刻不在为了钱争吵撕打。直到我十一岁那年，他们终于心平气和——没有心跳、没有呼吸——躺在一起，成为一桩无人问津的悬案，而我进了孤儿院。 爱因斯坦说的对，时间是相对的，时间的流逝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太慢了，十一个小时过去，我感觉我老了十一岁。分秒如年。下飞机后我走的飞快，像是在把时间追回来，在接机口看到那个举着“杰克·萨特先生”的牌子时，我感觉我终于抓住了我失去的。 那人说自己姓索尔，出版社的人。他比对了我的脸和工作证上的照片。照片被萨特自己珍惜地摸了太多遍，模模糊糊的，上面的他笑的非常夸张，我只好也笑成那样。我生硬地往上扯嘴角，脸部肌肉不堪重负，有点抽筋，但我好像上了瘾，越笑越夸张，到最后索尔脸上的表情已经由诧异变成惊恐，赶紧把工作证还给了我，使劲握了握我的手，“幸、幸会，萨特先生！” 我们坐上了去酒店的车。曼哈顿的街景无数次出现在我看过的电影里，车水马龙，纸醉金迷。然而直到我置身钢铁丛林，抬头望去，才发现这里的天空竟然是长方形。步道上的人们衣着光鲜，行色匆匆，神情却疲惫而灰败，仿佛被楼顶框住的不是天，而是这里的人。我趴在窗户上寻找劳伦斯的身影，但是很快我明白，我不会在这里找到他的。他不会与那些失去灵魂的人为伍，永远不会。 索尔只当我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所以才贴在窗玻璃上看，一副痴痴之态。他笑容轻蔑，但懒得调侃。酒店在皇后区。我一遍一遍地问索尔，我什么时候才能去见华尔纳·艾斯萨克，索尔说他正在接受其他记者的采访，没空。“发布会明天早上十点开始，八点会有车来接你的。我去通知你的报社你已经到了，你就回房间休息一下，做好准备吧。” 可我不想这样浪费时间。出版社的人随时可能发现我不是杰克·萨特，萨特的家人可能正在等他打电话报平安，或许萨特的房东会去敲他公寓的门，催他交房租，没人应声，就自己开锁，走进我的犯罪现场，发现什么蛛丝马迹，然后立刻报警。我的妄想症又犯了，我总觉得那个沙发下面还有血没擦干净，我甚至想掉头回去再擦一遍。我好像得了强迫症。我的同事——现在是前同事了——会把昨天在办公室的争执当成笑料说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和萨特关系恶劣，一传十十传百，飘进某个警察的耳朵里，到时候就…… “萨特先生……萨特先生！” “嗯？”我一个激灵，从无边无际的幻想里脱身。服务生站在房间门口，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出神的傻样。他已经帮我把行李箱提上来了，正伸着右手等着我的小费。我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硬币给他，那还是昨天给萨特买可乐时找的零。我不住地往他手心里看，仿佛那几个硬币上也有血似的。他拿着钱走了，并没有再回头看我。这里毕竟是纽约，什么人都有，他肯定见过比我更奇怪的。 我把行李箱塞进柜子里，锁上房门，离开了酒店。我知道那个出版社在哪，也知道明天的发布会会场在哪，索尔不带我去，那我可以自己去找。纽约大的像是一片海，找劳伦斯就像是大海捞针，我手里唯一的线就是项圈上看不见的锁链。它像是阿里阿德涅的线团，我循着它的指引在巨大的迷宫里找弥诺陶洛斯。这个比喻好像不太恰当。劳伦斯才不是那个半牛半人的妖怪。他是我的忒修斯。 我跑遍了所有我能去的地方。出版社、会场、甚至连《纽约时报》报社都去了，他们告诉我艾斯萨克先生不在，然后问我是谁。我谁也不是，我冒用的是别人的身份，或许就连对劳伦斯来说，我也谁都不是。我们是最亲密的陌生人啊，我对他知之甚少。 我突然意识到，那个项圈上的地址什么都说明不了。那不是我或者劳伦斯的名字，没法证明我们的关系，它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收件地址，坐落在内华达州的沙漠里，路面随时可能被风沙掩埋。任何人都有可能从那条公路上经过，能证明我们在那里相遇的只有我们自己，如果他对我说“初次见面”，那我就束手无策了。我不该把那把枪处理掉的。那时我或许应该央求劳伦斯在信封上落款，或者至少写上寄出地，这样一来如果收件地址无效，信封还可以被寄回去，否则会永远迷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我还剩下最后一线希望。我曾疯狂搜寻华尔纳·艾斯萨克的信息，得知他是吹哨人俱乐部的会员。很多有志于揭露政治黑幕和社会不公的作家都加入了那个俱乐部，艾斯萨克或许是因为写了太多人性的阴暗面，才被招揽了进去，但他其实不常去那里。我只能去碰碰运气。我本以为“遇到劳伦斯”和“杀死萨特”这两件事已经用光了我所有的运气，然而到达那里之后，接待处的小姐竟然告诉我，艾斯萨克先生就在这里，上一个来采访他的记者刚走。 我愣在原地，像根盐柱。仿佛过了一千年，我才说出：“带我过去。请。” 那位好心的小姐打电话过去问，确认艾斯萨克先生方便见我，我便心怀感激地跟上了她。走廊里陈列着古董花瓶和印象派油画，非常符合知识分子的审美情趣，古色古香，低调奢华，在我眼里却是花天锦地的康庄大道，热闹得有些俗气。我们七拐八弯，来到天堂之门，她带着天使般的笑容，热心地为我推开，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杀女人了。那一刻我知道人性中也是有光辉的，潘多拉的魔盒里除了绝望还有希望。 房间里站着一个男人，手中端着一杯雪莉酒。小姐说：“久等了，艾斯萨克先生，这位就是来采访您的萨特先生。” 可我不认识那个背影。我这辈子都不会不认得劳伦斯的背影的。他不是劳伦斯。那个男人转过头来，一点都不英俊。他绝对不是劳伦斯。 我感觉浑身的血都被抽干了，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泼下。我想起来了。那个故事说的好像是，潘多拉好奇地打开魔盒后，释放出了人世间的所有邪恶——贪婪、虚伪、诽谤、嫉妒、痛苦、疾病、祸害，世界开始动荡不安起来。潘多拉赶紧盖住盒子，结果盒内只剩希望没飞出去，永远锁在盒内。于是此后千年，人类不断地受苦受难，无论遭遇多少挫折，希望都不会出现。 我为了一个没有根据的可能性，杀了人。但是我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只是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劳伦斯了。我不知道是警察先找到我，还是我先找到劳伦斯，抑或是我先找到死神，又或者是死神先找到我。都没关系。我还是会去找劳伦斯。去别的地方找。 那个男人走上前来，和我握手。我浑浑噩噩，神游似的念叨着：“幸会，艾斯萨克先生……” 他笑着拍我的肩膀，“你在说什么啊，萨特！不记得我的声音了？” 我懵了。 那位小姐慌了神，立刻道歉道：“真抱歉，真抱歉！我认错人了，艾斯萨克先生实在太不常来，我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 “那这位是……” “你记性可真差啊，萨特！”男人无奈地耸了耸肩膀，“我是海拉尔·杜伦，艾斯萨克的编辑，我给你打过电话的呀！” 一只修长的手抚上我肩头，我猛的回头看去。一双湛蓝的眼睛盛满了笑意，劳伦斯侧着头贴在我耳边，那是一个对于“初次见面”的人来说实在太不礼貌的距离，但是我们曾经比那要近的多，他甚至进入了我。很多次。 “你好啊，”他说，“杰克。”
第十三章 Angry Sex 3.0 那位好心的小姐并没有搞错什么。她带我去的就是劳伦斯的包间，是杜伦自作主张跑进来，想要问他采访情况如何。当时劳伦斯正在露台上往下看呢。我都能想象出他目送着我走进俱乐部时，脸上是如何露出诡计得逞的微笑的。狗是极为忠诚的动物，丢的再远也会跑回家，他应该是这么想的。 劳伦斯把怔愣的我安顿在沙发上，把不请自来的杜伦送出了门。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背影。劳伦斯穿着深灰色的定制西装，步伐不疾不徐，谈吐风趣迷人，披着人皮的野兽如此优雅，我简直要怀疑残暴嗜血的“公路屠夫”另有其人了。不握着砍刀和方向盘的手臂自然下垂，不践踏受害人尸身的双腿修长笔直，将那极具爆发力的肌肉完美掩饰在羊毛衣料之下，大概正因为这种外表和气质上的欺骗性，才没人疑心他到底是不是个正经写小说的。 杜伦走了，劳伦斯关上门，转过身来，对我张开双臂，若隐若现的肌肉丘峦般起伏，就如同我在他身下、他把手臂撑在我身侧时那样。我鼻梁有点烫，好像要流鼻血了，劳伦斯笑起来，“你现在该扑到我怀里了，puppy。” 我直接把他扑倒在沙发上，掀开他的西装外套，脑袋使劲往里拱，如饥似渴地闻他身上的味道。劳伦斯并没有责怪我的冒失，而是心情愉悦地揉着我的头发，像是在爱抚他刚刚回家的小狗。我紧紧用手攥着他的衬衫，把全身重量都压在他身上，生怕他跑了。刚才他衬衫上还一个褶都没有的，现在已经和我的头发一样乱糟糟的了。 “为什么啊……？”我的眼泪啪嗒啪嗒掉在他胸前，“为什么要赶我走啊？” “因为啊，我实在非常喜欢你像现在这样，被我丢开，哪怕再委屈，也要全力以赴向我奔来的模样。”劳伦斯一点愧疚之意都没有，非常恶劣地捏我的脸，“这不是闻着味回来找主人了吗？这么远都能闻得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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