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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又是一个笑料，周围的笑声排山倒海似的朝我袭来，我虽依旧微笑，却突感羞愧，正打算一瘸一拐地钻进人群逃之夭夭时，一名苏联的老红军，年纪大概又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朝我走来，笑眯眯地把手落在了我的裤扣上。 他一边笑一边摇头，显然被我逗乐了，可他手中不停，抓住我的裤子不放，嘴里还在念念有词。我听不懂，也反应不过来，只是一个劲儿地撇他的手，这时吹口琴的那人也来了，顶着张由于大笑而缺氧的红脸庞就来帮这位老同志来拽我的裤子。饶是脾气再好我也急了，嘴里骂声不断，不断挣扎，奈何大腿抽筋，周围人又起哄一片，我不明就里，只能慌张地向人群中我的长官投以求救的目光，而那个真正的酒鬼却笑得直打嗝，完全把我交给了这群蛮横的俄国佬手里。他们嘟嘟囔囔一片，不久后我就被摁在地上，稀里糊涂就被人把裤子给扒了下来，只剩条内裤和抽筋的腿。我大声咒骂，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侮辱，借着酒劲就抓住这个吹口琴的就要扒他的裤子。 他被我吓了一跳，急忙撇开我的手，可我死也不放，抱着他的腰把手伸进他的棉大衣里摸索他的皮带扣，我胡乱地摸，也不管摸到什么别的，他被我弄得脸上再也挂不住笑容，连忙朝人群中呼喊，这时那名累得够呛的翻译员小姐终于从沙丁鱼罐头般混乱拥挤的人群中挤了出来。 “缝裤子！”翻译员小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维奇亚耶夫老同志是要帮你缝裤子！” 我双手霎时僵住，又是一阵冷风吹来，我的屁股顿时一阵冰凉。 ---- PS：欢迎捉虫哦
第4章 Chapter 3 = 他脱下他的棉大衣，粗糙却厚实的棉大衣，披在我身上，长及膝盖，足以遮挡我那单薄底裤下若隐若现的屁股，感谢他，不，是感谢苏联的棉大衣，让我不至于穿着条内裤度过接下来的会师仪式。后来艾文说，我穿着苏联的军大衣站在美军的军队里，可以说是第一人，应当被载入史册。我勉强挤出笑容，酒意半醒后只觉得丢脸丢到美利坚了。 当然，这并不是没条件的，当他说可以把大衣借给我时，我听见翻译员小姐说：“他说想看你的枪，就看一会儿。” 我抿了抿嘴，把美国陆军的制式步枪扔给了他，他顿时兴奋得像个孩子，嘟嘟囔囔地走了。晚会结束后，我回到自己的营地，什么都不想倒头就睡。可眼泪不听控制，它默默流淌至黎明。 第二天一早，我的裤子和枪被苏联红军送来，裤子缝补得就像新的一样，很明显还洗过，在篝火边烤干，散发一股松脂的香味。而我的枪，被擦得锃亮，子弹一颗都没少。我找艾文拿了点面包干坐在帐篷外篝火余烬边就着一点牛奶充当早午餐，还没吃完就听见我们的上尉在的声音从远处飘来。 “阿尔弗雷德！”他嗓音嘹亮，我连忙狼吞虎咽，然后跑过去报到。 “去巡逻！见鬼，准备睡到咱们打柏林吗？”他在我肩上拍了一巴掌，揉着太阳穴，嘴里骂骂咧咧，一副宿醉未醒的模样。今天队伍里大多人都是这种状态，喝酒谁都比不过俄国佬。 于是，在这淡蓝色的天际下，我和他——他后来自我介绍为什么什么萨连科，我们一起沿着河岸朝远方的那道彩虹走去。一路上我们没有说话，即使说了彼此也听不懂。沉默地走着，我心想他的军大衣还在我的帐篷里。 “阿尔……”他突然开口，我停下脚步。 他朝我微笑，伸出狙击手那粗糙有力的食指，轻轻地在自己眼睛上点了点。 我皱眉，并不清楚他的意思。他宽容地笑了笑，从口袋里拿出他的口琴，金属的外壳反射正午的阳光，划出梦幻的闪亮，他将其举到了我面前。 在那布满划痕的口琴上，我看到了自己扭曲的倒影，一头来不及修剪的红发蓬乱得如同火焰，额头上残留被弹片击中后的伤疤，以及一双……一双发红发肿的眼睛。这是昨夜哭泣的后果，眼皮发肿，眼睑通红。 “Last night......you......cute......do not......cry......” 我惊讶地抬头，他结结巴巴地说出一段英文后突然双颊绯红，收起口琴，不知所措地低下头，将目光落在闪闪发光的河面上。 “谢谢……哦不，我不是因为丢脸才哭的，我可没那么傻，老兄，我根本不在意。”我耸了耸肩，他微笑不变，我知道他没有听懂。 “I……”我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又指了指自己的眼睛，“Cry for friend……die……” 我费劲儿地解释，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我抬起手在他身上拍了拍，露出友好的笑容。他瞅了我一眼，若有所思。 “Friend。”走了几步，他又突然说，他指了指我，又指了指他，说：“friend。” “Yeah！friend！Freund！” 我说了句德语，他突然双眼明亮起来，和德国佬打仗这么久，或多或少都会几句，他激动地扬起双手，点头笑道：“Ja！Freund！” 我挑了挑眉，心想总算找到个能沟通的方式了，俄语我可一丁点儿都不会，老实说，这辈子我都还没想过可以和苏联人有半分交情。 可后来，我发现他的德语也是有限得很，说来说去不过那几句，比如“举起手来！”“投降！”等等这些根本就不会用在我身上的词儿，于是我们就只能再次回归沉默。不过，即使后来我们能够无障碍得交流，我们却也总是沉默。 也许沉默就是我们早已注定的命运，不过，在这个时候——年轻如我，行走在易北河畔，憧憬着即将到来的胜利，却也忧伤和感概易逝的生命。即使我在迈克尔阵亡后曾下定决定除却艾文不再在意任何人，不再结交任何朋友。可是此刻，想要获得友谊的心却蠢蠢欲动。 我知道，我们所有的不开口都只是因为语言问题，可即使如此，那交流的渴望却在我们这两颗年轻的心中暗流涌动。 他很害羞，走在我身边，半分没提到他的军大衣，只是一个劲儿地红着脸。侧脸刻在易北河的光晕里，我不知道该如何描绘……也许你可以想象修道院的阿辽沙，或者火车上的梅什金，英挺的线条下却透着股柔和的气息，就像秋天的高加索山脉，在落入余晖中静默无声。 “萨连科……”我尝试着叫了一声他的名字，这对我来说很困难。 “罗曼，”他说，“Roman。” 我笑了，“Roman。” 他吸了吸鼻子，说：“罗曼·亚历山德罗维奇·萨连科。“ 我咧开嘴笑，跟着他念了一遍，我想我的发音没有很标准，但已经足够让他再次脸红。 我们朝前走，天色晴朗，我摘了朵花在手里把玩，没过多久，我听见飞机掠过头顶的声音。 “低空，美国飞机……”我眯起眼睛，心想这该是昨天他们提到的要来会师地点补拍照片的记者团队。 我看了一眼他，他快速收起警惕的表情。 “Friend。”我说，朝快要降落的飞机努嘴，他瞅了一眼我，点头低声说：“Yes,friend。” 拍照，按理说也有我和他的份儿，但听上面说，要找几个最先接触到的老兵——面容要沧桑和淳朴的、有军人气概的，而不是我们这样二十岁出头的愣头青。于是某种玄学意味又莫名其妙地浮现，为隐而未现的将来打下伏笔。 我并不在意，我知道他也不在意，很快我们又走在这条春意盎然的巡逻道路上，那道彩虹架在河流的尽头，正在逐渐变得稀薄，我突然生出一种念头：跑到彩虹下面去！ 我为这个念头兴奋不已，我就是这样想一出是一出的人，我转身兴高采烈地望向他，指了指彩虹，再次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说：“我们来比赛，看谁先跑到彩虹下面去！瞧，它要消失了！” 他惊讶地睁大眼睛，雀跃却又难为情，他从我的语气里听出了邀约，却没能听出具体内容，于是他为难地瞅着我，脸上挂着让人愉悦的傻笑，蓝眼睛闪得恨不得掉出水晶来。 就在我手舞足蹈妄图解释清楚的为难之际，我们亲爱的翻译员小姐（之后我会详细介绍她）又带着某种使命般的巧合和一群护士从林子里钻了出来，她们手里捧着船形帽，帽子里全是新鲜的野花和浆果。 “萨连科同志！中士要和你比赛呢！”翻译员小姐笑得比手中的野花还要鲜艳，周围的护士们就更不用说了。女人的笑声可真让人愉悦。 “正好！我们给你们当裁判呀！彩虹可远呢，我们就在这儿仔细地瞧着你们！”又是笑声连片。 我听不懂，待站在原地，萨连科露出恍然大悟的模样，看了我一眼，又对翻译员小姐说了一段话。 “他说他很乐意和您一起比赛，可输赢有什么讲究？”翻译员小姐兴致盎然地问我。 “输赢？”我嘟囔：“我可没想过这个问题。” “萨连科同志说，要是你输了，以后可得答应他一个要求，不过他还没想好，要是他输了，他就把他的军大衣送给你，天气还冷着呢！” “喂……”我无奈地看他，他依旧人畜无害地笑，尽管对于这个一时兴起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心有不满，但这不满稍纵即逝，毕竟我根本不在意结果，只在意奔跑的过程。 我耸肩，挑眉说：“没问题。” 他孩子气地欢呼一声，叫了声“乌拉”，我们就站在护士小姐用树枝画出来的起跑线上，泥泞的道路可真算不得跑道，四处都是杂草，不到一米的距离就是堤岸，稍不注意还会滚到河里去。可当他侧脸的剪影出现在我右侧的余光中时，我望着远处那道对这个世界恋恋不舍的彩虹，将自己全心全意地扔在了这一场所谓的“比赛”当中。 可我真的不在意输赢吗？当翻译员小姐的手臂挥下来时，我的双腿就像接受到了不属于我的命令般用尽了全力朝前奔跑，这具身体所仰仗的大脑在思考军大衣的价值，它分明知道这件破烂的苏联制式军服对他没有任何意义，那它为何命令这双腿，以它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朝前奔跑呢？这双腿在极速的前进中，感受到了肌肉撕扯的疼痛，它不以这疼痛为然反而从中摄取更深层次的疼痛，刺激它更快，以一种病态的欲求与对手，或者本质上是自己进行争战。可就它尽了全力又如何？彩虹近了，我离他却远了。我的目光被他的背影所牵引，就好像，我不是朝彩虹跑去，而是朝他跑去似的。他是那么快，就像一阵从西伯利亚猛刮来的风。当他最终站在彩虹下，也便是彩虹失去最后一抹颜色的时候，他转身面向我，我看不到别的，只看到自己朝他跑去的模样。 “我输了。”我说。 累得直喘，心脏猛跳，我弯身双手撑在膝盖上，望着他那双破旧的军鞋，我突然很想笑，大声地笑，输了也笑，我俯视的视野里逐渐出现他蹲下来瞧我的面容，也许是剧烈运动让他的双颊绯红，他纯情得像一只林中小鹿。眼含笑意，端详我片刻，突然，他朝我伸出手，将我揽在怀里，在我左脸右脸各吻了一下，最后，在我尚未反应过来的震惊中，他那两片湿润滚烫的唇，覆盖在了我的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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