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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北河是慷慨的，它会拥抱每一个奔向它的人。 打烊后，我独自走到后院，来到地窖。 雷奥靠在暗间的墙角，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本和一根铅笔头，见我到来，他在昏黄的灯光下冲我微笑了一下。他才25岁，向来是个头脑冷静、对世界颇有兴致的年轻人。他没有参加过战争，但有一股我我不甚清楚的爱国情怀。他很热忱，提起珍珠港会扬起拳头，对德国人从不手软。所以当他在很多年后死在越南战争中时，我在得知消息后并没有感到很惊讶。 “今天怎么样？”他在这里已经躲了一个星期了。 “好多了，先生，只是土豆的土腥气让人闷脑袋。” “消息我已经传达了，这则情报的确意义重大。我想你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我坐到他身边，问：“你在写什么？” 雷奥惊讶地问：“休息？我不要休息，我还可以战斗！” “雷奥，”我看向他，认真地说：“这不是战争。” “流血的就是战争！” “不，这是一个逻辑错误，战争都是流血的，可流血的不见得都是战争，战争......是一种庞大的、光明正大的对抗，这里面有情怀、有正义，有抛头颅洒热血的激情，你可以端着枪跑到高高的山岗上，正面对抗敌人，回头，是你热泪盈眶的国家......而我们这种情报活动，是阴沟里的、见不得光的利益窃取，这里也会流血，也会死亡，可从来不存在什么衣锦还乡。”我摸了摸他的头，认为有必要熄灭他在间谍生涯中高昂的热情，这是活不长的。（但我后来觉得，他可能是因为听了我这番话才去参加的越南战争。） 雷奥垂下眼睫，“我明白了，先生。” “那么，你在写什么？千万别说你在写日记，正经人可不写日记。” 雷奥两颊泛起绯红，说：“我在写诗。” 我挑了挑眉，“期待你的诗发表的那一天。” 我起身，准备离开，雷奥叫住了我，我站定转身，他腼腆地道：“我以为这次您会对我生气，我不该逃到您这边来，可我觉得，这则情报只能带给您。即使是罗伯特·凯瑞先生那边，我也不能完全放心。” “谢谢你相信我。” “您真的变了很多，先生。” “哦？” “说不清，但......”雷奥微笑道：“半年前，您可不是这种会每天来探望我，看顾我的人。” 我耸了耸肩，“看来我变成了个好人。” “您一直是好人。” 是吗？我是好人......我也不清楚，但觉得这应该感谢萨连科。总之，第二天我就把雷奥送走了。罗伯特护送他离开了德累斯顿，前往了西柏林。 十二月的某天早上，依旧是冷冷清清，莉莉拖完地后，往餐厅大门上挂了一串她自己做的风铃，她说有客人来时叮铃叮铃的声音会让她更有工作的动力。埃里克一边擦着桌子一边夸她的手艺好，结束坐在一张桌前读书。弗兰克则在后院里举着收音机绕圈走，妄图可以听到点来自西德的声音。我坐在窗前喝咖啡，看报纸，心里盘算着足足有十来天没有见到萨连科，更没有他的半分消息。还好，我想，毕竟我已经三十岁了，三十岁是一个耐得住性子的年纪。 叮叮叮叮，风铃发出清脆的无律的脆响，莉莉从柜台后欣喜地抬起头。 “你......你用餐吗？”莉莉问。 “不，我找人。”小孩子的童音，我没有抬头，一则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果然，东德国防陆军在一月初要在德累斯顿与苏军进行小规模的军事演练。这证明卡尔·斐乐的话没有假。 “找谁？” “我找诺伊先生。” “老板！”莉莉叫我，说：“有个孩子找你！” 我放下报纸，莉莉引着那个孩子已经走到了我面前，孩子大约十岁，男孩，蜷发，灰扑扑的脸蛋，穿着很简陋，像是从周边农村地区来的。而他手里却捧着一捧比他还要鲜艳的玫瑰，水灵灵的还沾着清晨的露珠。 “给您的。”男孩说。 “给我的？”我惊讶地接过花。 “我......我......”男孩脸通红，嗫嚅了半天，最后挤出一句，“我爱你。” 莉莉在后面一口啤酒喷了出来，“哪里来的小流氓！” 男孩紧张地一只手抓着衣角，一只手慌张地指向窗外，说：“看，看那边。” 我转头，河畔除却三两行人，就只剩一道长椅，以及阳光下的粼粼河水。 “啊，我忘了，给您，给您......”男孩从他的挎包里拿出一个望远镜，看型号是军用的，瞬间，我明白了所有，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 “真像个小孩子。”我无奈地摇头，拿起望远镜，视野里面出现了站在河对岸，同样举着望远镜看我的萨连科。他站在一辆军用吉普前，正兴高采烈地朝我招手。还给我送上了几道飞吻，他好像在说“我爱你”，又好像在说，“我想你。” “我也想你。”情到深处，明知道他听不见，却忍不住说。捧着鲜花站起身，我朝那朵最鲜艳的玫瑰落下亲吻。 视野中，萨连科不动了，缓缓放下手臂，露出沉醉的笑容。这一刻，我的心在寒冷的德意志冬日融化成春水。天知道我有多想飞跃易北河，将这亲吻落在他绯色的脸颊和嘴唇上。 “天啦！”萨连科恋恋不舍地上车离开后，莉莉在身后发出夸张的尖叫，“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你们简直不顾他人的死活！多漂亮的玫瑰，为什么没人送我？你这小鬼，告诉我，有没有人送我？” 男孩惊吓地后退一步，摇头说：“没，没有。” “天啦！”莉莉颇受打击地摇头，眼睛不时飘向餐厅另一侧的埃里克：“我还以为那个苏联人是个榆木脑袋，没想到还有人比他更木头！” 我撇撇嘴，得意地说：“他可从来都不是榆木脑袋。” 埃里克闻声再也忍不住，砰的一声摔下手中的笔，站起身脸色通红、掷地有声地道：“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我亲自......” 还没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冲出了餐厅。莉莉愣了愣，笑得前仰后合。 “这个傻小子！唉，有没有花无所谓，我真希望他能考上理工学院，他很努力了......” 我沉浸在无边的幸福中，叫莉莉去给我找个花瓶，同时招来这个不知所措的小信差，问：“他还说了什么？” “过几天就来看你。”他小声地说，不时抬眼瞅我。 我笑了笑，问：“吃过饭了吗？” “那个叔叔，给我买了面包。” “他给你面包，我给你这个......”我站起身，走到柜台后一阵翻找，找出几块比利时产的巧克力递给了男孩。他满脸的不可思议，在战后这可并不常见。 “谢......谢叔叔！”男孩激动得语无伦次，我朝他眨眨眼。 “以后饿肚子就到这里来，这里永远有你的一口饭吃。” 男孩欢呼一声，蹦蹦跳跳地走了。我抱着花，走到门口，沐浴在凉冰冰的河风中，女人的白纱掠过我的面庞，太阳掩映在云层后浓缩为一道光圈，空旷、寂静，古老的钟声从残缺的教堂里传到城市的每个角落，余音在易北河缎带似的水面上跳跃。我长久地没能从这种切实的幸福中回过神来，尽管几乎就在第二天——甚至在萨连科来探望前，我就莫名其妙地身陷囹圄，可因为今日这份甜蜜，即使当我遭到酷刑时也并未有半分放弃希望。 我确信他会找到我，一定会找到我。 ---- PS：理工学院，指德累斯顿工业大学，61年之前应该叫萨克森皇家理工学院，这一点作者不是特别确定，因为这所大学在战争期间遭遇重创，战后也经历过重组。对了，忘记说的是，德累斯顿地区在二战时期遭受过惨无人道的轰炸，称为“德累斯顿大轰炸”，修复工作持续了几十年，所以在1954年期间，这所城市并没有完全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 “正经人可不写日记。”非作者原创，来源于电影《让子弹飞》的台词。
第22章 Chapter 21 === 请注意，在这份趋似于回忆的叙述中，我是无意将语言放缓以至于有些拽文弄词，甚至偶尔搞得有几分诗意。因为我的年纪已经不轻了，大概变老最大的特质就在于心平气和。比如说，这样关键的一天，在回忆中都被镀上了一层奶油般的柔和色泽，就像弗兰克在蛋糕上的裱花。如果单论回忆，这一天不过是这座岁月大厦上的一块不起眼的砖石，可若当作故事，我想这一天便可以算是“矛盾”的开端。毕竟我不是在讲故事吗？你忘了，我们还坐在长椅上呢。 是的，开端，可对于故事的主人公来讲却很难意识到，因为旷野般的人生存在太多可能性，无论朝哪个方向迈进都可能是开端。在此我无意讨论什么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问题，这是哲学家的活儿，但在我所前进的那个方向，这两方的搏斗仿佛没有止息，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是谁赢得了这场战争。 总之，那一天的开始是由这样几幅画面构成的：灰蓝色的晨雾，闯进大门的武装史塔西，掉落在地上的抹布，来不及合上的书，被没收的收音机，喝到一半的咖啡，拉扯中撕裂的报纸……一行四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坐到了史塔西的大楼里，像小学生般整齐划一地坐在为我们准备的冷板凳上。莉莉没忍住扑在埃里克怀里低声啜泣，弗兰克恐惧于收音机被摔碎前所传来断断续续的西德信号而呆若木鸡，埃里克勉强能保持镇定，双腿却抖个不停，当然，我也脸色惨白，在这间空荡荡而冷冰冰的审讯室里直打哆嗦，有装的成份，但若说没有半点害怕，那也不可能。 第一个走进来的警员是张陌生的中年人面孔，浑身散发着审讯人员身上所特有威压，他只是站在我们面前扫视了一眼，埃里克便再也不能佯装坚强，浑身发起抖来。这时，莉莉擦掉眼泪，贴心地搂住了他。而弗兰克，眼里已经流淌出乞怜的、想要辩解的目光。 “我没有，只是偶尔，偶尔……”他用含糊不清的声音无力地抗辩，而这名审讯官，负手而立，一言不发，怪模怪样地用令人恶心的眼神扫视着，发出野兽般轰隆的鼻息声，仿佛在使用什么神秘的心理战术，又或者只是单纯地想要摆个威风。当然，我是连他的眼睛半分都不愿瞧。我很骄傲的，我否认这个容易且轻易就可以被定义的存在——我最厌恶的存在。他被他身上这张皮所定义，黄褐色的史塔西制服给他带来了某种虚无缥缈他却不由自主地赖以为生的权力。这种人不敢认识真正的自己，恐惧于意识到皮下的那团肿胀的血肉实则毫无灵魂。 “好啦，还是一个一个的来吧！别哭了，这里不是让你哭的地方，要有觉悟，有觉悟！”他终于开了尊口，声音也令人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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