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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瞎子朝我摊出手，“给师傅分只烟。” 我摸了摸口袋，还好带着，把黄鹤楼分给他一只，又掏出打火机点燃。 烟丝燃烧的声音簌簌，像焚烧隔着很远距离的野地，干燥的草叶在热浪里晃荡，如同起大风的时候。 此时明明是初春，我却联想到几年前的一个夏天。 黑瞎子抽了两口烟，吹干净台阶上的灰尘，一屁股坐下来，拍了拍旁边的地面，“站着太累，坐会儿。” 我们在沉默中抽完两根烟，他也不开口，外面太冷，我实在扛不住准备回屋。站起身时，黑瞎子仰头看着我，似乎在等待什么东西。 我停下脚，想了半天，才道，“虽然我没什么本事，但是我能保证，你描述的那个框，最后能大到兜住所有人。” 黑瞎子笑了笑，“相信你做得到。” 进屋前，我回头补充了一句，“这里面一定包括你。” 在古潼京的故事之前，我经历了一件很诡异，或者说惊悚的事。这部分内容，我希望你选择公开这本笔记的时候，能帮我删去，这点插曲，你自己了解就好。因为它算不上什么很积极的东西，对我来说还好，但是对其他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打击。 这件事的另一个当事人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用男人来形容他也很合适，他身上有种雌雄莫辨的美，令人惊心动魄，直到我们分别，我也不清楚他的性别到底是什么，为了尊重他，我会夹杂她和他两个字，产生差异的原因，你能读懂。我与他认识纯属偶然，但正是偶然性，才显得有那么一丝宿命论的感觉。 我来成都是为了找一个人，带着中央的批文跟川西监狱的负责人碰头后，很快办完保释手续，只等签字盖章。坎肩留在监狱负责相关文件，我开车到外面开了间房，等待处理结果。等到下午，临近夜晚那会，肚子饿了。我在网上找到一家口碑不错的店，准备吃个火锅。到店一看，店门口人挺多，店家极为贴心，摆了很多小桌小椅当做等候区，客流量很不错，味道应该很好。我便停了车，走进这家店。 半小时后，我坐在这家普通的火锅店里，对面是一个人，很普通的一个人。我跟他的相识经过常见又普通。刚才我走进这家店，店员说还没空桌，预计得等个十来分钟。我嘴馋想吃这一口，索性耐下心在排队专用的小椅子上坐下，点根烟，注视着外面阴晴不定的天空。 这个人便出现了，从小巷子那头慢慢走过来，身上背着一个很大的黑色布包，像装着书，特别艺术青年。她跟店员谈完，领了张排号签，坐到我身旁的椅子上，从包里翻出一本小小厚厚的书，开始认真读书。由于坐得很近，我的余光看到那本书的封皮，《规训与惩罚》，福柯的书。 我看了两眼便移开目光，掐灭烟头，专心盯着露台上的两盆兰花草，山里常见的品种。过了十多分钟，店员叫了我的号，我刚进店坐下没一会，还没点锅底，那个人走过来，一屁股坐下，把挎包仍在里座，直接问，“能拼个桌不？” 说的是四川话，我看了看四周，没有翻台的，她等下去确实要花些时间。 我把菜单和铅笔递给他，“点了鸳鸯锅。” 她一边在纸上迅速勾了几道菜，一边说，“外地人？来旅游？” 我说，“算是吧。” 他很快选完菜，招手叫了个服务生，说点好了。服务生送来一扎酸梅汁，我倒了两杯，喝了口，普普通通，冰镇过，有些凉意，至于是不是粉末兑水，我也喝不出来，这些饮料横竖都是那个味。 他也喝了口酸梅汁，啧啧吐了吐舌头，“太冰了。” 我问，“胃不好？还吃火锅？” 他笑了笑，“不，我来这的目的是见你。你是不是在经历什么怪事？” 我愣了愣，一个陌生人对你讲出这种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一直在暗处观察你，要么他是个神经病。我打量了她露出的皮肤肌肉，以及手部状态，没有锻炼过的痕迹，虎口没有死茧，一切都很普通，就像这家店里坐着的其他几十名顾客一样。 他把那本书摆在餐巾纸架旁，暗示意味很浓。 我问道，“怎么了？” 他反问我一个问题，“你知道概率派和贝叶斯派吗？” 这两个理论我都很熟悉，两者皆涉及问题模型，主要的区别是对于模型参数和模型数据的信仰不同。前者坚信模型参数是固定的，而数据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后者恰好相反，认为观测数据是固定的，而模型参数才是一直在变化的。这两个理论没有谁对谁错之分，只是应用场景不同。 我道，“大概了解过一些，你有话可以直接说。” 他沾了点酸梅汁，在干燥的桌面画出一个无穷符号，“我们先假设情景，一个人他一直在重复某一天的生活，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只能试图突破这一天的限制。我看下时间，今天是6月18号，假设618就是一个模型，你觉得他在这个模型里，算参数还是数据？”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正确答案，但是根据我对这两个理论的了解，这道题会有两个答案，“如果站在无数个618模型角度，他是数据，如果站在他个人经历的角度，他是参数。” 他赞许道，“很聪明的回答。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需要集中精神记下我所说的每一个字，这将会成为未来你想要留住一些东西的依据。” 我叹道，“你快说吧，待会就要上菜了。” 他道，“这个世界，或者说存在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模型。如果根据数据估计出来的参数和真实模型的情况不符合，只可能是出现错误而已。这里会涉及一个问题，谁认定这个差异就是错误的？所谓的真实模型真的是真实的吗？任何行为都有目的，做出判断错误正确结果的这个行为同样也具有目的。” 我想起终极，我在这场重复中，如果从它的角度俯瞰，故事是既定参数，我只是那些不断变化的数据，用尽全力接近所谓的完美，即没有错误。但是对我而言，这个故事才是既定数据，我在通过自己的变化，去影响乃至改变这些早已注定的结果。 我问，“你描述得太像动物园假说了。” 他笑了笑，“何尝不是呢？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能够照亮一切的目光笼罩在这部庞大的机器上，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不能逃脱他的注视。’无论是看似庞大的人类社会结构，还是你现在内心复杂的情绪，同样都是可控制的。只是次数问题。” 我突然想把这一大段话重复给闷油瓶，他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他道，“有趣的是，无论智力高低，信息充足还是匮乏，人无时无刻做的都是在当下环境里，综合所有因素的最优选择。” 我问，“试错，修改模型的过程就是牺牲？” 他笑道，“牺牲这个词很伟大，但是实际上，你所经历的，无论是基点故事，还是现在面临的改动，不过是一个乐子。” 我叹道，“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我倒还真的挺伟大的，让人哭很容易，但让人笑太难了，而且也更有价值。” 苦的东西太多了，不缺这么点。 服务员推着小推车上菜了，我涮了一片毛肚，味道爽脆，想让他也试一试，抬头一看，对面空无一人，没有书，没有筷子茶杯，仿佛从来没有人存在过。唯一的痕迹，只桌面上那个无穷符号，随着水分蒸发，它会很快消失。 火锅店热气腾腾，我盯着筷子上的一片毛肚，突然觉得有些事，用终极这个理由来解释，似乎并不能令人信服。 后来无数个时刻，我试图接近我期望的发展时，总会那个莫名消失的女人的话，“你做的是你能想到的最好的决定。” 我用的词语是发展，而不是结局。 后来，可能是为了否定那个人所讲的话，我绕着中国走了一圈，顺带布置好该有的道具，途中没发生什么大事，这几年治安好了很多，我以前坐长途车还会碰到司机本人打劫，现在都改成官方划分路线的运营车了。这种路线运营许可证好像还挺贵，司机们每年还得交一两万的使用权费。 从一线城市走到二三线，所闻所见大都是他人的故事，与我本人并没有多少联系，便不记在这本笔记正序里。你若是好奇，可以翻到这本笔记最后，我会从后面倒着往前记录一些，事先提个醒，都是一些很普通，很朴素，甚至说乏味的人生，希望你不会觉得无聊。 我记下那些小人物时，像计算机写下一个1或者0，如此渺小，几句话就可以交代完的人生。这种落差使我不由得想起那个陌生人讲过的话，眼下所见到的这些，似乎也在印证他表达的含义。 到此为止的内容，希望你能帮我瞒着所有人，如果有一天，时机合适，你可以选择公开，这个判断由你来决定。 2014年4月，我蹲在古潼京附近的遗址的一个洞口边，把滑到脖子里的面罩往上提了提，面罩上沾染的黄沙呛进嘴里，我咳嗽了几下。 几分钟前，我站在土墙后，目送一个穿黑衣黑裤的男人从洞里爬出来，骑着骆驼离开这里。那惊慌的背影，像身后有鬼在追。 太阳还是有些强烈，我眯了眯眼，准备挪到帐篷里坐会，一双手狠狠抓住我的脚脖子，不知道是借力还是想把我往下拽。我被扯得差点摔进洞里，赶忙蹲下来拉住那双手往外扯，那是一双小姑娘的手，身体好像不是很重，我轻轻一提就拎上来了。 女孩子跪坐到一旁，狠狠咳着钻进嘴里的沙子，冲锋衣上全是勾破的洞。我看了看那张脸，是那个叫沈琼的女孩子。 陆续从洞里钻出来几个人，但情况有些不大好，伙计脸上都是乌青乌青的。黑瞎子垫后，他钻出来后，我点了点人头，一个不少，这才松了口气，在黑瞎子旁边坐下，“咋样？狠话放出去了吗？” 黑瞎子呸了嘴沙，擦了擦脸上的汗水，“不放也没事，那三个汪家人看到你那封信后，脸色瞬间就白了，举着枪就想弄死黄严，还好我出现及时。” 黄严在旁边灌水喝，有些埋怨，“吴老板，你咋不告诉我黑眼镜埋伏着，汪家人举起枪的时候，我都要吓尿了。” 我哂笑几声，不能告诉他，他还真的死过一回，“老大的智慧你不会懂的。” 黎簇的父亲挨着黄严坐，脸色惨白，显然是被吓坏了。我开了瓶矿泉水递给他，什么话也没讲。 坎肩从帐篷里翻出两包湿巾，给众人分了用。我旁观他做完这一切，在心里感叹，谈过恋爱的人就是不一样，关心人有一套，哪像黎簇，直得像块板砖。 晚上气温低，我们去遗迹下面拆了些木板，架在一起拼成一堆小篝火。几个人圈在一起还挺有点旅游的感觉。过了几个小时，天麻麻亮那会，轰轰地从远处来了三辆军车，军车麻溜地摆个尾停在帐篷边，从车上跳下来三个开车的小兵司机和一个看起来像领头的特警，他们朝我点点头，转身去开车厢的铁门，把里面的用具搬出来。坎肩也凑上去帮忙，来回两趟，还跟他们聊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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