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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激情逐渐褪去，就像每一对相处太久的情侣那样，我们吃饭不再有说不完的话，出门约会，一间咖啡店坐一下午，也只是在对着玩手机。 分享欲在一声声“哦”和一次次“你到底有没有在听”中，消失殆尽。 我们能记得对方的喜好，能在每个节日互送礼物，也能大大方方地对身边人介绍，你看，这是我女友。 但介绍完，相视笑过，面对好友的揶揄和夸奖，陆晴会咂咂嘴，说，也就那样吧。 我也会一笑置之，觉得不必再秀许多，跳过这个话题吧。 沟通的减少，必然导致争吵增多。 陆晴生气的理由逐渐从“你到底懂不懂我”变成了“你怎么能不懂我”。 疑问句变成反问句，只是几个字与语气的变化，但于我而言，却是情感上的变化。 三年的相处，我们度过热恋期，平淡期，磨合期，我该懂得她的点点滴滴，陆晴是这么想的。 但怎么可能？ 于是我问她，你不说，我怎么能懂。 这种时候，陆晴会先瞪大眼，仿佛不可置信的模样看我许久，直到眼皮重新耷拉回去，微张的嘴唇合拢。 然后她平淡地，失望地推开我，说，没什么好说的。 没什么好说的。 六个字，六把小刀，静悄悄地插进心脏，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然后我们分手了，仅仅因为一次静默的争吵，和一句打着分手幌子的求哄。 那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晚，三月的温度还能把人冻得起一身鸡皮疙瘩。 我因为进修，出了五天差，下飞机的第一时间没有看见接机的陆晴，便以为她是堵车，于是给她发消息，问还有多久到。 迟迟没有回复，又等二十分钟，才拨通第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很吵，混响鼓点乐声吵闹声混成一团冲击鼓膜，大约等了半分钟，陆晴应是换了个地方，噪音减弱，我才顺利听到她的声音。 陆晴问，怎么了？ 她问我怎么了，嗓音平淡得没有一丝波澜，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不该发生。 我站在空荡荡的机场大楼，开始猛翻聊天记录，怀疑是不是我跟她说错了班机时间。 然而没有。 长久的沉默，陆晴大概是察觉到不对，终于反应过来了。 她又问，你到了？ 还是三个字，真是惜字如金。 最后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挂断电话，关机，打车回家。 家里黑漆漆的，推开门没有一点生气，我突然觉得，还是该养条小猫小狗，至少会摇着尾巴过来迎接我。 我将行李收拾完，去浴室洗澡，吹干头发，再慢悠悠泡上一碗泡面，点开电视剧，刚吃第一口，陆晴回来了。 她进门连鞋也没换，先一步冲到我面前。 为什么关机？她问。 我没搭理，想吃第二口，叉子被打飞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又问。 我抬眼看她，上下打量，笑了，“裙子很好看，妆也好看。” 陆晴的怒火像被按下静止键，圆溜溜的眼睛开始布满疑惑，甚而恐慌。 她大概认为我会气疯，会破口大骂，默了会儿，迟疑地看一眼我面前的泡面，“你没吃饭？” 我点头，说，飞机餐不好吃。 “那吃什么泡面，我给你点个外卖。”陆晴掏出手机，我看见了她发抖的手。 “都一点了，配送费贵。”我说。 “贵就贵！”陆晴突然又炸了，挥开我伸过去的手，“我给你点，不用你花钱。” 她吼完，便紧盯着手机屏幕，手指划拉划拉的，也不晓得是冷的还是太用力，整个人都发起抖来。 陆晴的脑门上全是汗，碎发贴在额角，湿乎乎的。 我注视着她，静静感受难过的时长，足以把一碗面泡软，泡胀，最后冷下去，重新变硬。 我的心肠也跟着变硬，我说，陆晴，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一点到六点，陆晴从一开始歇斯底里的生气，质问我，放狠话，到解释，乞求原谅。 精致的妆被她哭花，小礼裙也破了个口。然后陆晴去卸妆，换衣服，重新过来抱我，问我，你是不是就是想我哄哄你，姜老师，我错了，好不好嘛。 我承认，我想说好，我原谅你，陆晴我们还在一起。 但夜晚总能催发人心中的最隐秘的角落，滋生数之不尽的小心思，我发现，陆晴好像一直是这样。 或许这件事可以用沟通不到位来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陆晴确确实实是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人。 就像她忘记来接我的理由也懒得编一编，直截了当一个忘了，再加一句，今晚的活动很重要不能缺席，就草草揭过。 更多的是，她认为我该理解她，体谅她，毕竟一次事关她能不能晋升的活动晚会，怎么着也比接我回家重要。 她甚至觉得我不懂事，最后用哄小孩的语气跟我讲，姜老师，别这样啦，乖好不好。 好个屁。 一个蜻蜓点水，点到即止的吻，什么也代表不了。 尽管我真的确实还喜欢陆晴，再次见面时，那种熟悉的感觉直接占据了我整个大脑，像是延续一段未完成的音乐，仅仅是再次回忆编曲的过程，就无法自拔了。 但我不认为我们还会在一起，还能在一起。 我无法忍受陆晴事事不以我为先的做派，陆晴大概也不能接受和甩了自己的人再在一起。 所以那晚过后，我们都很默契地没提这件事，一切回归正轨。 三月初，舞台剧首演的日子快到了，所幸是在周末，连演两场，陆晴给了我两张票，说哪天都行。 我回复她好的。 过一个小时，她回，不来也行。 一句给自己留退路的话，也托住了她的自尊，我发笑，但存心逗她，就又回好的。 这次陆晴没回，一句是留退路，两句就有点像期待嘱咐了，对于这个度，她倒是把握得很好。 演出在晚上七点，一百二十三分钟，我事先定好花，又去理了个发，准备精精神神地去看，完了再庆祝陆晴演出顺利，顺便吃个夜宵什么的。 吃什么我也选好了，小南街新开家西餐厅，评分高环境好，很适合陆晴。 但世事永远难料，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一通电话，改变了我的目的地。 打电话的是我素未谋面的姑妈。 我叫姜卓，父亲叫姜国邦，母亲叫赵丽花。 在很小的时候，我住在乡下隔壁吴姥姥家，而我的父母亲外出打工，一两年回来一次，简而言之，我是个留守儿童。 带我的吴姥姥不是亲姥姥，只是因为她无儿无女无老伴，到老只能给别人带孩子才赚点柴米油盐钱。 她很刻薄，说起话来也尖酸，最喜欢坐村口老槐树下端个簸箕一边理菜，一边骂街，所以我不喜欢她。 五岁那年，吴姥姥死了，被那棵老槐树掉下来的树枝砸死的，有人说是村里请人来给老槐树修剪树枝埋下的隐患。 也有人说，是她骂了太多，老槐树听不下去，才砸死了她。 但不管怎么说，没人管我吃喝了。 姜国邦和赵丽花在我连着饿了三天后匆匆赶回来，他们看着我叹气，眉毛眼睛皱成一团，最后姜国邦一咬牙，说多我也就多张嘴，大不了读完小学就出去打工。 我跟着他们去了城里，本以为好日子要来了，结果刚读完小学，姜国邦出轨，赵丽花头也不回地离开。 我成了拖油瓶，成了姜国邦新家庭里多余的那个。 说来也对，五岁前我们都没见过几面，哪里能奢求姜国邦对我有感情，又怎么敢乞求赵丽花把我一块带走。 所幸姜国邦良心未泯，读书上学的钱他还是会出，至于赵丽花，从她走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成年后，我没再管姜国邦要钱，也没再回去过，整整十二年，没有一通电话，我差点要忘了还有这么个爹。
第77章 心舞（12） 接完姑妈的电话，我改了导航，往三百多公里外的雾市去，那是姜国邦刚组建新家庭时买的房子。 真是念旧，这么多年还住那儿。 途中加了一次油，到的时候刚好晚上十点，我把车停楼下，踩着冷硬的楼梯往上，声控灯坏了，幸而这样的老小区楼道不封窗，月光照进来不至于抹黑看不着路。 敲门，来人开门，一进去，就被腐化的老人味儿扑了个满面，混合着不新鲜饭菜的潲水味，还夹杂了点尿骚气。 我没忍住皱了皱鼻子。 姑妈领着我进里卧，木头床上躺了个老人，周围围了男女老少六个，都是生面孔，也都面如土色，一副马上要哭出来的模样。 姑妈推我一把，叫我过去跟我爸说说话，我愣怔许久，终是没迈出一步，只跟床上的老人对视。 老人眼球浑浊，两颊凹陷，头发花白，无法跟记忆中的姜国邦联系起来，太陌生了，陌生得像这辈子第一次见。 我呆站了得有十分钟吧，眼看着老人浑浊的眼珠变透明，变浅，呼吸平缓，最后再也听不见。 姜国邦死了，眼皮到最后也没合上，两只眼珠子朝着我的方向，再也不动。 听觉被悲哭声充斥，那些个男女老少或真情或假意地抹起泪来。 我又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了，上一次还是看见姜国邦把那个女人带回来要我喊她妈的时候。 那时候的姜国邦寸头方脸，精神得不行，怎么现在，就躺在床上再无声息了呢。 太陌生了。 第二日守灵，第三日葬礼，来的人不多，刚好能坐满三桌，但我都不认识。 除了一个人，她穿着黑色的长裙，提了个小小的包，站得远，望着我。 我放下盘子，走过去，在她面前站定，良久良久，“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能不来？” 不是“我怎么不能来”，而是“我怎么能不来”。 我看着陆晴，没由来地鼻头一酸，刚红了眼眶，她就移开视线，低头掏包，递了个东西过来，“白包，拿着。” 鼓鼓囊囊的信封塞进怀里，我下意识往回推，“不用，不用，你又不是我爸什么人，没必要给。” 陆晴挑了挑眉，“怎么不是？” 怎么是？ 我愣住，一时摸不准她什么意思，思忖再三，把信封揣进兜里，勾下头，“谢谢。” 半会儿，“好。” 我再次愣住，迟疑抬头盯她，“什么？” 陆晴把包包拉链拉上，“你说谢谢，我不想说不用谢不客气，但总也不能不回答你，就说个好。” 怎么奇奇怪怪的。我上下打量着她，抿唇不语。 有人来叫吃饭，我应了声好，带着陆晴往最边上一桌走，吃饭中途有人问这是谁，陆晴皆好脾气笑笑，回答是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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