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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七一年，父亲的处境越发的艰难，甚至差一点被拖出去枪毙掉了，好在曾祖父认识的一个老朋友顾念情谊，拼死保住了张家这唯一仅剩的血脉，他实在是个好人，我非常感激他，要不是他，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就没有了。 他很长寿，现在还活着呢，就住在北京的一个老干部疗养院里，过年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去看过他，母亲还偷偷瞒着护士给他带了爱吃的点心，被护士抓了个正着，俩老头垂头丧气的被骂了好久。 到这里，很多人应该已经清楚明白为什么我的父母会在一个小村子里认识了，别着急，我要再说一说我的母亲，他的身世也算得上复杂，并不单纯是个不认字的农民，我一直觉得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智商多遗传到了母亲的这一支，虽然这份聪明总是被叔叔说是狡猾。 和曾祖父相比，我的外曾祖父要聪明的多，既我母亲的爷爷，他在大浪淘沙的势头中非常敏锐的观察到了局势的变化，早早的散尽了家财，改名换姓拖家带口的搬到了一个小村庄里住，甚至他连一亩地都没有给自己留，他告诉村子里的每一个人，他们是如何如何逃荒而来，家里其他人都死光了，他们是如何如何的贫穷，如何如何的大字不识一个。 这不能算说谎，因为他真的不识字，当时的他们也确实一分钱也没有，谎言的最高境界不是编造，而在于说真话，只要你说的是真话，那就不会露馅啦。 我非常佩服我的外曾祖父，我甚至希望自己能见见他，他实在太厉害了，这份厉害已经不能单纯用聪明来形容了，可称之为智慧，他在大多数人还浑浑噩噩的时候，早早的布下了自己的局，保护了自己的家人，他做的非常干净利索，别说资本家右派，连中农都没捞上，竟然能层层躲过调查，混了个贫农。 二 我的母亲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他比我的父亲小整整十一岁，是一九五三年的春天出生的，三月五日，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 或许出生的日期真的能左右人的性格，我很信这个说法，我可以简单举几个例子来证明：我的父亲是在寒冬腊月出生的，他也真的像冬天一样，我的母亲出生的日子好，他的性格就也好。 至于我，是在夏秋交接的日子出生的老二，不着急参与这花花世界，又不甘心太过于落后，出生的那一天说冷还没有冷，说热也热的不痛快，黏黏糊糊无人在意，我只用了三十分钟便降生了，没有怎么折磨我的母亲，他甚至在怀了我四个月以后才发现我的存在，整个孕期毫无波澜，一点儿孕妇该有的反应都没有。 这导致我的性格平庸的很，说恨恨不了几天，说爱也就那么回事，我记不住谁得罪过我，我也记不太清楚谁对我特别的好，总之是个普通。 别说旁人了，连我自己也要怀疑，我是不是出生的那一天抱错了，我那拥有四分之一外国血统的父亲可称得上英俊潇洒，我的母亲俊朗清秀，虽然大哥从不承认，他也遗传了父亲近六成的容貌，小妹更别提了，美的像个外国洋娃娃。 我呢？我有一个不高不塌的鼻子，不单可也不甚双的眼睛，不大不小的嘴巴，不胖不瘦的身材，不高不矮的身高，甚至不好不坏的性别。大哥是ALPHA，小妹是OMEGA，我是BETA，旁人都夸母亲会生，不多不少正好三个。 得益于我这样的性格，我在家里过的还算愉快，不像其他的朋友总是抱怨，第一个孩子最被珍惜，最小的孩子最受宠，中间的是爹不疼娘不爱的臭狗屎。 和我这样的臭狗屎比，我母亲算是家里的一朵花，他是外公的独生子，虽然不如ALPHA，也是个BETA，某种程度来说免去了生育的痛苦，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找一个姑娘结婚，即便在那个抹去大众性别的年代里，生育的一方也要承担更多的痛苦。 可惜他自己走向了一条更为艰难的路，我倒是有点儿明白他的这种心理，试想，在大家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破村子里，某一天突然来了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谁不会眼前一亮，被他的美色蒙蔽了双眼呢？更何况这个男人不仅会中文，他还会德文英文西班牙文，他看的书比这小破村子里祖宗八代加起来看的还要多，这些知识沉淀在他的身体里，使得他落魄也绝不会狼狈，风轻云淡的样子格外迷人。 我怀疑我母亲的想象力非常强，虽然他和我的父亲见面的那一天，我那差点被枪毙的成分复杂的老父亲灰头土脸，穿的破破烂烂，但是在我的母亲的讲述里，这个男人简直穿得西装笔挺，英俊的不得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眼睛到底是怎么长的，反正他对上我的父亲的时候总是没有脾气的，这或许便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这也不能怪我的母亲会向往父亲这样的人，他生的太不巧合了，他一点儿也没有赶上外公家有钱的时候，他出生在小村子里头，甚至算得上是个小破山村了，可惜那矮矮的山没有任何好东西，光秃秃的。 做个农民没有什么不好的，尤其是那个越穷越光荣，越土越吃香的年代，问题在于我的外公并不是个睁眼瞎，我的外曾祖父娶的是一位的小姐，她生了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是文盲，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受过文化熏陶的。 因此外公很难忍受让自己的儿子变成彻头彻尾的庄稼汉，他偷偷的教育着我的母亲，使他对文化产生了兴趣，可惜只能种庄稼的土壤种不出鲜花，母亲的青春期过的很痛苦，世界被一扇门割裂成了不同的两个世界， 门关上的时候，外公家里是最干净最整洁的，饭桌上除了细声交谈，没有任何额外的动静，地面上没有多余的垃圾，没有可疑的用脚底拖拽出的痕迹，连厕所都是干净的，从来不会有下不去脚的时候，还会用烧过的灰去味。 而当他走出门外，看到的又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了，没有人会洗手，不论是什么时候，不论这双手刚刚碰过什么东西，是拿过粪叉子还是擦过屁股都好；没有人会把痰吐在痰盂里，他们会从喉咙里发出呵哈的动静，再呸的一声吐在任何地方；没有人跟他讨论文字文学，扫盲的成果只让他们勉强能分清楚干部身上穿的衣服是尿素袋子改的，还是面粉袋子改的。 最让母亲无法忍受，耿耿于怀的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对于上厕所的陋习，青春期的女孩子稍微好一点点，也好不到哪里去，更多的人最爱到田埂方便，裤子一脱，屁股一撅，就地施肥，反正不能让好东西落到别人的田里！实在很奇怪，没有人觉得在这种时候看到别人的大光屁股是什么坏事情，他们甚至能坦然的和路过的人聊天，直到现在我也想不通，要说他们开放吧，洗澡的时候给人看到又要死要活的，屁股不还是同一个屁股？ 据母亲说，在父亲到他们村子里的几个月前，他差点就被我的外公安排着娶了一个姑娘，那姑娘长的挺漂亮的，也不像其他人那样不讲卫生，母亲不那么心动，也不算太抗拒，他大抵已经被这个环境折磨的有点死心了，他偷看的那些书里那样的男女主角是不可能从这个村子里生出来的。 他第一次说这件事，我只有十三岁，听的提心吊胆的，担心他要是跟这个姑娘结了婚，就没有我的父亲什么事了，那还能有我？那时候真的很傻，居然还会担心这样的事情。 最终拯救了我们兄妹三人的东西，竟然是姑娘的一泡屎，我实在太能理解母亲的感受了，这绝不是矫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看到别人在路边脱裤子，心理阴影是一辈子的，我甚至怀疑就是因为这个姑娘，我母亲后来才转变了自己的思路，坚决要嫁给我的父亲，最起码他不会在外面脱裤子，绝对不会。 三 那时候全国人民都在轰轰烈烈的进行着大革命，我们的小村子也不例外，好在当时的大队书记是我的外公，至于村长，当时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没有精力做这些事情了，其他村子里的干部基本都是我外公提拔的，很听我外公的话。 外公是个温吞厚道之人，很懂得怎么用自己丰富的知识绕过过分激烈的部分，引导着村民把多余的精力发泄到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比如背口号，写口号，跳忠字舞，每天都要敲锣打鼓的挨家挨户喊人，最早的一次凌晨三点钟就把人喊起来了，全围在谷场跳忠字舞跳到天亮，美其名曰起的越早越忠心，这样折腾下来，所有人都怕了我的外公，生怕他哪天叫村民跳通宵。 开会当然不能少，表彰大会，批判大会，忆苦思甜大会，要是都开完了，那开表忠心大会，如果上头下了最高指令，那甭管白天黑夜，都要拖家带口去开会学习，母亲总同我说外公像个唐三藏，端个搪瓷缸子可以滔滔不绝的讲三个小时，他开口永远都是那句我简单的讲两句，再用他那上不上下不下的音调，不快不慢的节奏，几乎要逼疯整个村子的人，人们提起吴一穷，没有一个说他不积极的，反而是太积极了，积极的过头了。 甚至连上头派下来视察的干部都怕了他这份积极，后来想方设法的不来，他们不来，我外公就坐着牛车去，非要坐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跟他们分析红宝书，不喝人家半斤茶叶绝不回家。后来县里的一个领导说吴一穷同志是个好同志，就是啰嗦，说完以后第二天这句话被写在了村口的墙上，村民只能看懂前半句，啰嗦太复杂了，认不出是什么。 当然，也不能总是这样，该批斗的时候也要意思意思，外公还有两个弟弟，我喊做二外公和小外公，小外公的脾气性格暴躁，那时候经常到别人的家里去抄家砸东西，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别看他哐哐的砸，其实那时候谁家里也没什么东西，他顶多就是把人家的桌子丢出去，他走过后捡起来钉两颗钉子就行。 至于批斗的法子也有，我听母亲说过一些，外公告诉村民，这些人总讲究膝下有黄金，这不是典型的走资派的说法吗？咱们贫农谁会在乎有没有黄金？所以要让他们跪着，看他们能不能跪出黄金来，每次批斗会的时候，村子里的富农小业主便齐齐整整的跪成一排，戴着属于他们的高帽子。 现在看跪着是很侮辱人的，殊不知当年这样的批斗实在称得上温柔，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跪完以后，外公还要额外教育他们几个小时，这在村民眼里可算是最大的惩罚，堪比被唐三藏念紧箍咒的孙悟空。 或许有人会奇怪，外公怎么能这么简单就糊弄过去，其实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都有从众的心理，这些一辈子都没踏出过村子的人根本听不懂领导喊他们做什么，要喊口号就跟着喊，喊的时候心里头惦记的都是家里的两亩地，他们连坏也坏的很表面，很肤浅。 我在村子里听过最恶毒的事情，是灾年时婆婆杀了儿媳妇生的第四个孩子，背着儿媳妇烧给全家人吃，结果讨论这件事的人的重点，竟然放在她最起码应该给儿媳妇喝一口汤上，那毕竟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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