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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很多问题，现在就问吧。”他抬眼看我，笑着，很明媚。 我摇了摇头，含笑道：“其实也没什么问题了。” “啊，你是说你已经知道了？没错，我以为你以前在德累斯顿就能看出来的，毕竟你的脑袋这么聪明。否则罗伯特为什么非要拿你和萨连科下手呢？这么说吧，埃里克是我的人，没错，但更多的是，他一名史塔西，在我和上校之间起到传话作用。” “但他把你和上校的合作关系告诉了罗伯特，所以罗伯特想拿我和萨连科下手，随便谁杀了谁都好，总该是引得你和上校之间有矛盾，一有矛盾，就要加深合作巩固信任，那么他就可以趁机扳倒你了。” “是这样的，没错，阿尔，是这样的。但那已经太过久远，远得我快要记不清了。” “不过，我倒是记得很清楚，有时候的确会忘，忘了一段时间，又突然想起来了。比如说，在我面前自杀的埃里克，他其实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却很听你的话，或许说不得不听你的话，毕竟他还有父母。是吗？” 亨利慈爱地微笑，“这是个坏毛病，遗忘是一门艺术。” 我耸耸肩，亨利直起身子说：“喝点热咖啡吧，阿尔，你看起来很冷，你都不脱大衣。” “因为大衣里面有枪。”我望着窗外的白杨树说。 “哦，原来如此，看来是我多虑了，我还特意为你准备了枪。” 我些微讶异地看向他，“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不是我不知道，是你不知道。你手里拿着枪，却不清楚该不该指向我，你对我有恨，因为南希。但恨又不足够，因为你对我有过感情。” “她是你们赫克谢尔家族里最聪明的孩子，所以什么都是为了你。” “是呀，没错，是……”亨利瑟然地不住点头，像一个书读多了的老学究，“没错，我的南希是赫克谢尔家族中最聪明的孩子……她怎么就看出来了呢？我把她派这么远的地方……说什么救我，要我活下去，她代替我去死……唉，傻女孩……” 我喉咙有些发紧，但并没有流泪的冲动。 “她只是觉得，看不清你了。谁知道你为什么要帮苏联人做事，和他们合作呢？” 亨利诧异地抬起眼，“你真的不知道？” 我摇了摇头。 “阿尔，我不是在帮苏联人，而是在帮德国呀……因为我们身上，流淌的是日耳曼血液……苏联人和美国人都不是好人，可必须得抗衡德国才有机会，否则任何一方占据了主导，德国就彻底被侵占了啊……” 我扬起嘴角，“和你不一样，我生来就是在美国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谁也不爱，国家也好，人也好…… 你也不爱我，是吗？” “你孤独了吗？亨利，年纪让你需要爱了吗？” 亨利自嘲般地摇了摇头，拿起书桌上的一副相框凝神望着，目光闪烁起来。 “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都是需要爱的。我的时候到了，阿尔。” 安静了一阵，他举目看我，“你送我到她身边去吧。” 我沉默着，不说话。 “你有这个冲动，否则你不会带枪，可你下不了手，因为对你来说，这种形式类似于你多年前的‘弑父’，太相似了阿尔，可你以此开始，就要以此结束。我并不担心你拒绝，因为我会给你一个你无法拒绝的理由。” 他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来，放到了桌上。 “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回来德国，也知道他死了以后一定会回来德国……没错，我还在关心着他呢，因为他是你的……你的爱人，而这个孩子，是上校的孩子，所以，阿尔，这里面有一个新的身份和合法的领养手续，那个孩子已经在孤儿院里待了一个多月了，要知道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事情了…… ” “所以呢？” “杀了我，你就能带走它，可别辜负我呀。” “好。”我点头，“我答应你。” 亨利笑了，对我的直爽很是满意。他甚至有些激动，站起身来快活地踱步在书房内，嘴里念念有词，到真像上了年纪，“不是我怯懦不敢自己动手，只是害怕南希生气，她会生我的气，却不会生你的气……阿尔，我可以拥抱你吗？让我最后抱一抱你吧，我的孩子。” 他突然张开双臂拥抱我，“别担心，早就没人在意我的生死了，下面的老妇人我已经打点好，遗书我也写好了，我是自杀，没错，自杀……而你以后，你要健康，要幸福，我祝福你，我的孩子……” 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总之抱着我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口口声声唤我“孩子”有多么不合时宜，但亨利似乎不在意了，他脸上堆满了愉快与期待的笑容。他松开我后再度坐到了书桌后，拿起相框深深一吻。 我站起身，也走到了他身边，掏出枪，拉开手枪保险，对准了他的太阳穴。 “你瞧，我们多年轻啊。”他抬头看了一眼我，目光便再也不离开相框了。 相框中的照片，二十岁出头的亨利一袭白衬衣，背着猎枪，脚踩马靴站在树荫下，在他的身边，是少女时期的南希，紫色的碎花长裙，黑色的玛丽珍皮鞋，长发垂落至胸际。两人望着镜头，笑着，落落大方、满怀幸福地笑着。 砰！ 血液四溅，亨利笑着趴在了书桌上。 我拿起相框揣在了怀里，再拿起书桌上的牛皮纸袋，就此离开了别墅。 又是三根烟，我抽完了便驱车去广场，此时已经是日暮时分，看报纸的人一定会出现，我想也许今天可以跟他多讲点话。 “喏。”钟声敲响，夜色渐袭，我指着膝盖上的牛皮纸袋，说：“他们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但这件事还没完呢。” 看报纸的人笑着道：“有些事是永远不会结束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爱你这回事。” 我笑了，心想肯定是因为夕阳，才叫脸颊如此发烫。 一个月后的某个雪天，我撑伞站在东德某处乡下的孤儿院大门前，一边抽烟一边等待着。半个小时后，雕花铁栅栏大门缓缓打开，一个七八岁，样貌清瘦的孩子抱着捆被子和行李从院内走了出来。我接过他手里的被子，朝他伸出手。 一阵犹疑后，他将冰凉的小手放在了我的手心。 我们各自都没有说话，他也不看我，我也不看他，一大一小，两个人只是定定地朝停车场的方向走。 “你饿不饿？”我先打破了沉默，将他的被子和行李放到了后备箱里。 他摇了摇头，却又点了点头。 我笑了，说：“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吧。” 他苍白的小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爬上了我的车后座，我驱车带他去往了附近镇上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起了热腾腾的意大利面。 他一边吃，我一边告诉他，以后他要叫我“施密尔叔叔。” 他点了点头，嘴角上沾满了蕃茄酱，我笑了，觉得他很可爱。在他用餐的空档，我去餐厅外的门廊下抽烟，其实在得知萨连科的死讯时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那时我想起了多年前我从在薇罗奇卡的别墅中抱着孩子莫名其妙地流泪时的心有所感。我似乎很早就已经知道，我和这个流淌着他的血液、和我同名和他同姓的孩子还有个未来了。 我抽了两根烟，不知不觉间阿尔已经吃完，坐在凳子上乖乖地等我。他的模样很像他舅舅，麦浪般的金发，蓝眼睛，鹰钩鼻，两片薄薄的嘴唇。我朝他微笑，带他离开了餐厅，两个月后，我在阿尔高盘下了一间临街的店面，从市政厅拿到了经营许可，干起了老本行。 这是第三家琴声餐厅。 从诺伊老板，到塞斯老板，再到施密尔老板。 我其实早已记不清自己拥有过多少身份。 阿尔很沉默，是个不爱说话的孩子，他的语言系统是俄语，于是我在想办法找一所有俄语教师的学校。而琴声餐厅却迟迟没能开始营业，因为厨师招聘总不尽人意。直到在1966年的春天，一名头发全白却精神矍铄的老人推开了餐厅们。 “弗兰克！”我惊讶地叫出声。 “我就知道是您，老板……”弗兰克老泪纵横，自从1956年我离开德累斯顿，已经过去了足足十年。 “你怎么……你怎么在阿尔高呢？”我激动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弗兰克抹着老泪，说当初我走后，史塔西把餐厅查封了，还要把他抓去，是萨连科少校救了他，把他安置在德累斯顿的乡下的某间餐厅里干活。这一干就是九年，但那家餐厅很不幸地在去年倒闭了，可弗兰克已经习惯了厨房的生活，于是在四处求业。前几天，他看到了我张贴在断桥上的招聘广告。 “叫‘琴声’，我就不信是巧合……”他哽咽地说。 “那么，弗兰克，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过去不一般，我不能保证以后百分百的安全…… ” “唉，老板，何必说这种话呢？我老了，孤家寡人，得有个安身之处啊。” 我叹息一声，说：“只要你想，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可是，少校呢？”弗兰克四顾道，“他那时为你丢了魂儿，他找到你了吗？” “找到了，不仅找到了，后来我们还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他可不是少校，早就是一名中校了。” “所以，他在哪儿？” 我抿了抿嘴，恬然地微笑道：“他，他就在这儿呢。” 门外，易北河在阳光下永恒不息地流淌着，闪闪发光，就像他的双眸。 弗兰克似乎意会，不再多问，总之，琴声开张了，生意越来越好。没人来打扰我们，史塔西、克格勃仿佛都不见了。也许这其中有当初萨连科的同僚们的做工，但我已经不在意了。 只是每当天气暖和的时候，我会去易北河游泳。在入水的时刻，我总会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就像初识时的亲吻，令苍老的心也会迸发新的激情。紧接着便是温馨而深刻的拥抱，绵长而令人回味。在平缓的水流中，周身被全然包裹，内心里溢满了平静，完整的快乐和欢愉随浪花而来，一阵一阵，到了那时，我会仰躺在水面上，看阿尔高上空金灿灿的艳阳和蓝得透明的天空，微笑着，随波而去。 这是我的爱好，几乎每天都去，每次都会幸福得流连忘返。而到了天气冷不再适合游泳时，我就坐在河边的长椅上吹口琴。我吹得很好，经常会吸引路人围观。当地人知晓我是琴声餐厅的老板，会衔着笑容安静地听着。偶尔遇到外地人，面前甚至会留下一两张小额的钞票。那些钱我都给了阿尔，叫他去镇上买糖果吃，多交些朋友。 日子平淡安详，唯一的问题就是阿尔。 这个孩子跟了我半年有余，我没有给他改名，他依旧叫作“阿尔弗雷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萨连科”，他很听话，只是沉默得让我担心他是心里出了什么毛病。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认识我，但他的眼神告诉我他是对我有印象的。他总是在放学后独自在房间里写作业，听收音机，从不出来玩耍。餐厅打烊后我和弗兰克预备好了晚餐，他也是浅浅地只吃一点。我给他买糖的钱，有一次被我发现他偷偷地藏在了地板下的缝隙里。他在我身边小心翼翼地生活着，对我的示好，他以孩童那并不令人反感的扭捏默默地接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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