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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瓶盖事件之后，渡边星的学习进度突飞猛进，很快学会了表达自己的需求。饿了渴了，或者有了便意，他都会发出声音示意，也开始与人对视、模仿我和父母的动作了。这些原本是婴儿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在渡边星身上显得如此难能可贵。他终于感受到了饥饿、干渴、困倦，他终于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长期没有玩耍与跑跳，渡边星明明有五六岁小孩的体型，却只有两三岁小孩的力气，四肢的控制能力也很差。他笨拙地学习使用勺子和儿童筷吃饭，踉踉跄跄走路，从发音不明的单字开始牙牙学语。 我至今还记得渡边星第一次叫我的名字的情形。那时，特殊学校的老师在教他读画册：小狗，小猫，太阳，星星，天空。念到天空（そら）的时候，渡边星没有跟着老师的手指指向窗外的天空，而是指向了坐在一旁看漫画的我。老师的笑声和戳在我的胳膊上软软手指让我不明就里地抬起头来。了解了前因后果的那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了一件事：对于这个小孩来说，天空并不是外面那广袤的、浅蓝色的、无限的未知领域，而仅仅是我的名字，是渡边宙（そら）。 我是他的一片天空。 晚慧之人（二）
第二章 八岁时，渡边星结束寄宿生活，回到了家里。经过特殊学校三年的训练与练习，他已经基本具备了念普通学校的自理能力，父母打算将他送入我就读的小学。 渡边星回家前一周，父母分别抽空与我谈心好几次，母亲更是特地带我去吃了鳗鱼饭，让我受宠若惊。 吃鳗鱼饭那天是周日，母亲临时接到通知，要去教会找外贸公司的巴西裔同事拿材料，便顺道把我也带了过去。那是我生平唯一一次进教堂。这幢建筑矗立在兼六园西数百米处，新奇的造型和立面的耶稣受难像让我好奇了很久，但实际走入其中之时，内部装潢却平淡得让我大失所望。高高的穹顶下，没有彩绘也没有浮雕，只是挂着几幅我不认识的宗教画而已。 我随着母亲悄然走进中殿，讲道台上的神父正在讲经。那天讲的是撒母耳记。神父身后是摇曳烛光，传道图里耶稣垂目悲悯注视众生。 神父当时问，在座有谁有兄弟的？母亲与她的同事下意识地看向了我，神父于是也望向了我。他叫我上前，问我说，你是兄长还是弟弟？我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颇为局促，小声回答道，我是哥哥。神父便微笑道，孩子，你当更勇毅些。你必得像约拿单，看顾大卫的安危。这是上帝赐你的考验。 出于要回应大人期待的礼貌，我答应了下来，心里却很茫然。我不知道约拿单和大卫是谁。我在心里猜他们是兄弟，但结果不是。我似懂非懂地听神父讲述着那个两千年前的故事和上帝在其中蕴藏的道理，心里更多的在想之后的鳗鱼饭。 鳗鱼饭很丰盛。那天一整天的行程都很丰盛。母亲先是带我去了金泽站附近的玩具店，允许我买喜欢的模型套组，又在车站的店里点了最顶级的鳗鱼饭。磨山葵的时候，我问母亲，今天的大餐是为了庆祝渡边星回家吗？为什么不等渡边星回家之后再一起来呢？ 母亲回答说，这是为了犒劳未来的我的辛苦。我即将承担一个重大的考验：照顾弟弟。渡边星回家之后就没有特殊学校的老师帮忙了。父母工作繁忙，渡边星能够依赖的，只有我这个哥哥而已。 我对母亲的说法相当惊讶。在此之前，我每周都去特殊学校照顾渡边星，并不认为这是需要特意提及的一件事。我轻松地说当然，我一直都在照顾渡边星嘛。 这个回答令母亲皱眉了。她放下钢鲨板说，没有那么简单的。照顾家人就像是一块压缩海绵，接到手里只是小小的一片，未拆封的时候可以轻松地塞进钱包里，但实际拆开时，会逐渐膨胀到占据整个房间、整个家庭，到最后挤压到自己都无处立足。照顾家人不是一项任务，因为它根本无法被完成。它是一种信念，会一直在那里。化妆的时候，散步的时候，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哪怕是半夜噩梦里，都会被它持续地占据着、挤压着、蚕食着。最后，它会成为生活唯一的意义。 母亲问我：阿宙，你明白吗？一旦接受下来，唯一应对的方式是真的相信它，相信自己是为它而活的。因为除此之外你什么都不是了。 后来我回忆起这段话，才发觉母亲并非是在以此教导我，甚至她都不是在说给我听，因为彼时十一岁的我不可能理解她的言下之意。在我接受的教育里，家庭诚然温馨可亲，但同时也有一种崇高的理念蕴藏其中。我以为，家人的爱是高尚而理想的爱，它极为纯粹，不附加任何条件。我真诚地相信母亲在向我阐述生命应有的意义。 在鳗鱼饭的馥郁香气中，我抬头望着母亲，想起的是那位神父的话。一周以来的父母的瞩目都在那一刻得到了解释。他们在向我颁布考验，这考验来自母亲，来自不在场的父亲，同样来自于窗外云丛中，一双更高远的眼睛。 渡边星回家之后，我的生活日常变化颇多。 渡边星在特殊学校被查出有代谢上的病症，那就是他发育迟缓的诱因。渡边星需要定期服药，并且有一大堆饮食上的禁忌。除此之外，他不能参与对抗性运动，连小孩子之间的玩闹对他而言都是负担。为了照顾他，我向老师提出，要放弃社团活动，陪他一起回家。 通常来说，进入小学后学生就该开始自主通勤了，低年级学生会以年级和家庭所在区域划分成小组结队回家，每队的回家路上都有家长会的志愿者轮流引导交通。一般小孩有这样的防范措施便已足够，但渡边星的情况特殊，我不放心。这种想法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不过老师好像是放弃跟朋友相处去接送弟弟的事迹感动了，次日的班级例会上，特意以我为例子，谈起了家里兄弟姐妹的相处。 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其他人家里的兄弟姐妹是如何相处的。直到老师说起，我才意识到，不是每一位兄长都如此照顾弟妹。渡边星因他特殊的身体状况而需求超乎常人的照看，因此我对渡边星的付出被看作了“牺牲”。 然而，为渡边星作出的牺牲并不使我讨厌，相反，我从中体会到一种成就感。这种道德上的成就感独立于老师的称赞和嘉赏，使我感到满足。时间用来与同龄人玩乐，未必能保证快乐，也许会与同伴争执，甚至会造成矛盾；但投入到渡边星身上，就能换取这个小孩确切的幸福。这在我看来颇为合算。 父母都会工作到很晚，所以直到入睡都是我和渡边星独处。此刻回想，其实我们只相差三岁，但因为渡边星的晚慧与健康状况，我总觉得我在照顾小孩，一心表现得体贴又全能。或许正是如此，渡边星一直对我颇为依赖，即使是在我升入初中之后也未改变。 我念的是金泽仅有的几所私立中学之一。 母亲工作之后，变化的不仅是家中的收入，也有很多家事的决策。在那之前，父母一直以普通公立学校为目标，没有刻意让我苦学过。母亲工作后，或许是受到同事的影响，她渐渐将视线转向了师资力量更好的私立学校。这所学校是初中高中一贯制，升学很轻松，但离家很远，换乘也并不方便，只能用自行车通勤。 初中不再是下午三点就能回家，学生们多少会加入一些社团。我参与的是田径社。每天傍晚训练之后踩着单车到家时，总能看到渡边星早早等在了门口。那是小孩子最可爱的年纪，渡边星还是小小的一团，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学校的小黄帽都没有摘下来，一边读着书，一边不时抬头向街口张望。 我初中用的自行车是特地为了渡边星而挑选的，有可以装儿童座椅的支架。全校只有我一个人骑这种车，因此受到过一些嘲笑。不过学校这种地方，什么都不做也一样会被嘲笑。我倒是更情愿跟渡边星在一起，至少他会因为我的出现而开心。 我喜欢载上渡边星从居民区一路疾驰向山林或海岸。渡边星协调能力不太行，总是紧紧地抱着我的腰。我有时候会刻意吓吓他，例如在下坡猛地加速，或者在无人的街角划一个尖锐的拐弯。渡边星从来不会反对，只是像小猫一样呜咽着，将脸埋进我的后背。现在想想，我训练完一身臭汗，连父母看到都会皱眉头，不知道渡边星是怎么忍下来的。 话是这么说，其实见到父母的机会很少。母亲升职了，要频繁出差去巴西对接工作，一个月也难得见几面。父亲虽然一直在金泽，但他喜欢晚上和同事在居酒屋吃饭，总是到深夜我和渡边星都睡下之后才会回家。中学的升学家长会那天，父亲还走错了教室，因为他不记得我在念几年级。 这种生疏日积月累，到后来，连难得的家庭聚餐也变得尴尬。偶尔父亲早早回家或者母亲不出差的日子里，他们会把我叫到身边进行亲子教育。但我能感觉到他们不是真的想与我交流，只是认为自己应该履行作为家长的责任。整个过程仿佛是一场对晨间剧的拙劣模仿。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要跟着教练努力跑出好成绩，这两个万能话题用完之后就只剩下沉默。如果渡边星在场，他们会再叮嘱一句，称赞我是个优秀的哥哥，让我继续好好照顾渡边星。 我很早就朦胧地意识到，我与渡边星的关系不仅在于他和我。承担起哥哥的义务，会获得父母的夸赞，还能得到老师的欣赏。童年时代，这些赞赏能激励我更用心地对待渡边星，但此时的我不再为此满足，反倒升起了一种反感。十来岁的我已经成长到叛逆的年纪，对父母的尊敬因为长久的忽视而达到了低谷。我不想接受他们的赞扬，这让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只是为了他们每月一次的观赏而进行的彩排。 我照顾渡边星，绝对不是为了取悦父母。哪怕最初有过这样肤浅的原因，也在长久的相处中被更纯粹、更美丽的东西所取代。外部激励的存在化解了行为本身的意义，我因此陷入了深深的逆反心理中。我不需要那些廉价的、假惺惺的赞美，毋宁说，反其道而行之的无视和质疑才更合我心意。因为真诚只有在接受考验时才能淬炼而出。父母的嘉奖即是一种对我真诚的考验。倘使我贪恋这些虚伪的东西，我便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兄长。 我想表现出自己与父母的不同。我想展现自己的精神世界。我相信我与渡边星的感情是真挚的。兄弟间的羁绊纯净美丽，独一无二，不需要任何人的承认或理解。我相信更高处有一双全能之眼，它不会受表象蒙蔽，它能得知我的真心。 电影里，孤僻的青少年经常会有幻想朋友。渡边星就像是我的幻想朋友。在他身上，我找到了我作为一个普通少年异于寻常人的生活意义。我是渡边星的兄长，是他的保护者。我交付于他纯然出自本心的爱。我专门去读了约拿单和大卫的故事。约拿单对大卫的爱，是违背了他父亲扫罗的意志的，也因此他得以经受考验，证明自己的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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