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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退了一步，摇了摇头，转身往回走。杉田先生提议把伞借给我，被我拒绝了。我沿着来时路走回少年院门口，想把弄丢的雨伞找回来。但它已经被风刮走了。 晚慧之人（五）
第五章 假释是一种不完备的自由。我的假释期是一年。在这段时间，我必须每个月向假释监护人报道，有任何出行计划都必须向监护人报备等待批准。如果做出了可疑的事情，又碰上了不好说话的监护人，假释就结束了，甚至可能要重新接受审判，延长刑期。 我的假释监护人是一位退休的医生，姓里见，为人正派又友善。我本来以为面对少年犯，他会更严厉一些，但他对待我的态度极为亲切，第一次见面便仔细询问了我出院后的状态和家人的情况，又说有任何困难都可以联系他帮忙。 我后来才知道里见医生如此热切，是因为木之下的事。我在少年院最初的室友之一木之下，在我和中野他们入院后不久就因为成年接受了二次审判，从少年院转到监狱待了两年之后假释出狱。假释的第三个星期，木之下在廉价旅馆的房间自杀身亡，留下的遗书说“因为没必要了”。 奇妙的是，仅仅是听人转述，我便明白了木之下的意思。 独居在位于金泽的旧宅，我感觉自己像这幢房子一样被遗弃在原地。家里大部分布置都显得陌生：客厅最南边的窗户没了玻璃，窗扇从内侧钉上了木栅；电视消失了，只剩支架经年印在矮柜上的痕迹；墙壁上的装饰画也不知所踪。这所房子仿佛人的尸骸，在时间中一点点丧失细节，只剩骨架。 按照父亲的希望，我开始找工作。我把报纸招聘栏的广告一条条整理在笔记本上，每天起来就换上衣服去面试。不论是金泽市内的便利店和快餐店，还是市郊的农户和机械厂，只要写明在招工的，我几乎都去了一遍，能找到的却只有日结的短期工作。 家庭裁判所和少年院的处分是受到保护的，但只要看到我的履历就会明白，中间空缺的三年不可能是简单的家里蹲。 金泽的九谷烧很有名。结束一天的搬运工作，路过金泽站附近的九谷烧展示窗口的时候，我曾经去问过，少年院制陶的经历算不算工作经验呢？对方很礼貌地回答说，非常抱歉，吉田先生最近没有接收弟子的计划。那一瞬间，我感到了强烈的羞耻。 回到家里，我把从少年院带来的背包翻了出来。背包里东西很少，只有入院时那身现在已经穿不下的运动服，不到三万日元的劳动酬金，还有一个笔筒大小的绿釉陶瓶。 少年院会给每个假释的少年犯准备一份出院赠礼，这个陶瓶就是我的那一份。陶坯是之前陶艺课时自己制作的，院里拿去烧制上釉后又回赠给我。 我一直不明白陶艺课的意义。在我们这群业余的少年犯里，包括我在内，绝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做出有艺术价值甚至实用价值的陶艺制品。譬如这个陶瓶，本来我想做的是笔筒，所以有瓶口处微微外扩方便放笔的设计，实际制作时却在瓶颈处收过头，变成了类似花瓶口的构造。说是笔筒造型太奇怪，说是花瓶又嫌太小，完全不实用。 据说我们做的这些丑陋陶器会被放在市民活动中心作为装饰品。按中野君的观点，这是因为只有政府部门会为此买单。他们购买的也不是艺术品，而是一种消磨少年犯们过剩精力的方式。如果不是为了维护治安，谁会想要少年犯制作的残次品呢？ 但这是我唯一能拿出来的作品。 我带上陶瓶，走向渡边星过去的房间。推门而入，迎面同样是陌生的布置。靠在窗边充当书桌的矮桌是他少年时写作业的地方，如今已被推在了墙角；书柜很空，字典和零散的几本书倒在书架上，底层堆放着少年时期的课本和漫画；上了年头的榻榻米上有些伤痕，我还一一记得来历，但床铺被收拾起来，明显已经无人居住了。 渡边星是去年搬出去的。父母离异之后，家也一分为二。作为监护进过少年院的我的补偿，房子归属父亲所有，渡边星的监护权则在母亲那里。考虑到去巴西不方便，母亲在京都给渡边星租了一间公寓。这样一来，一家四口人，就分散在了四个不同的城市。 ——不对，已经不是一家人了。 我想把陶瓶放在空荡的书柜里，却碰掉了摆在旁边的一本活页簿。活页簿里夹着的车票散落一地，大部分是金泽到京都的往返列车雷鸟号的票，也有十来张是巴士的票据。后者从三年前一直到去年都有，时间分别在春假、暑假和新年假。票据上用小字印着巴士的路线，是从金泽市出发，到石川县山区温泉的郊区长途。 这辆巴士我很熟悉，连时刻表都刻意背过。票据上的印章全部盖在第一站和第三十四站，第一站当然是是金泽市区，而第三十四站是在山野之间，周围仅有的建筑是红屋顶的单层平房，其中关押着金泽市乃至于整个石川县全部的少年犯。 我搬进了渡边星的房间。 把壁橱里的被褥搬出来铺好，旧矮桌按照记忆里的方位重新摆放，拥着被子坐在榻榻米上，就真正有了回家的感觉。 我从前也常在渡边星的房间过夜。渡边星还在特殊教育学校时，每周六回家，都与我住在我现在的房间，睡在一张儿童高低床上。等到我开始发育，身高超过了儿童床的尺寸，父母便把高低床换成了现在的样子，又让我帮忙把闲置的和式书房改建成了渡边星的房间。 渡边星搬出去之后，我担心他自己睡不习惯，经常趁夜深父母睡熟时偷偷溜进渡边星的房间。渡边星睡得很轻，会被拉开门扉的动静惊醒，拥着被子坐起来的样子警惕得像一只小松鼠。等看清是我，见我把藏在身后的自己的枕头拿出来，渡边星便会眼睛一亮，乖乖躺回被子里。 渡边星很怕冷，经常睡着睡着就钻进我的被褥里。我有时成心捉弄他，把夜风里浸得凉透的手指贴在他脸上，他总是受惊似的一缩，但很快又伸出手来，想要捂热我的手指。 不知他现在是否还怕冷呢？ 渡边星人在京都，我无从得知他的现状，只能在他的衣橱和暑假里寻找一些蛛丝马迹。金泽的校服被收纳在底层抽屉，悬挂着的是一套XL码的运动服和几件常服。长裤的裤脚落在我脚踝上方一寸，这样想来，渡边星已经长高不少，与我相差仿佛了。 次月，我去拜见里见医生时，拜托他帮忙介绍工作。 里见医生对我的转变颇为惊讶。他感慨道：“上次你来访时那么沉默，一提到未来就一言不发，我本以为你也是那种自尊心大过天的孩子，还想着要怎么向你提这件事呢。你愿意开口就太好了。” 里见医生热心陪我去了几处他熟悉的店家询问是否招工，还打了许多电话。多亏了他的推荐，我开始在金泽站附近的便利店打工。便利店的主人阿部先生是里见医生的世侄，对我很和气，从不问起我过去的事情。仅有一次，闲聊时提起家人，阿部先生问我是否认识渡边星。 “抱歉啊，因为样貌和名字都很像才问的，”阿部先生说，“这个小孩几年前来我店里，拿走了二十张游戏充值卡。” 听到这里时，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买走吗？” “不，是偷走的。”阿部先生回答道，“柜台旁边不是有充值卡吗？他把二十张面值最大的万元卡连同旁边的游戏机样机一起塞在书包里，没有结账就往门外走，被门口帮工的学生当场抓住了。” 我难以置信地望着阿部先生，正要开口，阿部先生摆了摆手，止住我的话头：“我也能看出来他不是惯犯。其实啊，我当时让他打电话把家长叫过来，他不肯，反而报上了名字，还坚持要我报警。我看他年纪太小，店里也没有损失，就想算了。结果我这么说了之后他竟然哭了，边哭边问我要做多过分的事才行。 “后来我问他才知道，他根本不想要那些充值卡，只是想进少年院而已。这件事让我在意了很久。”阿部先生轻轻地叹了口气，“我以前怀疑他是被电视剧影响，以为少年院的生活很酷，见到你之后才想明白——那小孩是你弟弟吧？” 我张口欲答，却无从说起，只觉得脸上燥热不已。我懊悔让渡边星落入这样的境地，又在那懊悔中，生出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满足。 便利店的工作忙碌而简单，相应的薪酬也不高，刚好足以负担我的生活起居。同在便利店打工的是附近短期大学的几个学生。虽然是同龄人，但经历相差太远。按照阿部先生的建议，我一直没有对他们提起过少年院的经历，说起过去便只讲高中校园和长跑队。久而久之，少年院的记忆渐渐褪色，有时甚至有种错觉，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只是我在十七岁辍学，来到这里工作，如此而已。 跟中野君的交流是我仅有的会主动回忆起少年院的时刻。我们的重逢说来也是巧合。七月初，我在店里收银时，意外遇见了来买烟的中野君，两人约好换班后去喝酒。不过，第一次喝酒时还出了点意外。我抵达包间时，中野正皱着眉跟一个看起来很不好惹的男人交谈，见我到来，对方才离去。 “有麻烦吗？”我看着那人离去的背影，问道。 “啊，没事，老爹派的保镖而已。”中野摆了摆手。 “你家这么严格？”我吃了一惊，“之前小山原还说准备去找你。” “就是小山原的事，”中野掐灭了手里的烟，抬头看我，“你不知道？小山原被撤销假释了。” 中野向我解释了情况。小山原家住的那个小镇消息传得很快，所有人都知道小山原出院了。当地居民几乎全是老年人，对老年诈骗尤其憎恶，连带着小山原父亲的生意也不好做。小山原在家待了两个星期，实在受不了了，便逃来了金泽市里，找中野帮忙介绍了工作，在中野家的模具公司做送货员。 六月底，小山原送货的时候，因为货物数量不对，跟收货工厂的负责人大吵了一架。其实只是交接环节的失误，后来对方发现问题，还主动打电话给中野家道歉了。但这份歉意没能送达小山原处，因为他次日就逃跑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假释期不能受到任何的刑事行政处罚，单纯被起诉也会导致重新入院甚至入狱。小山原恐怕是因为那次口角，越想越害怕，忧虑之下选择了潜逃。这是严重违反假释条例的行为，少年院那边已经撤销了小山原的假释，只要他被找到，就会被抓捕入狱，必须服完剩下的刑期不说，还会被重新审判，很有可能要加重刑罚。 “如果他来跟我们商量一下就好了。”我低声道。 “商量有用吗？”中野叹了口气，靠在了一边的膝盖上，“我不知道，我可是怕得不得了。本来坚决不让老爹派人跟在身边的，这次几乎是求着他派人。毕竟，连开车出事故都会撤销假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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