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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一无所知，所以骤然听到这个称谓，女皇才不由生出了由衷的喜悦：如果这“吴中四士”竟尔与陈子昂有并列的资格，那么管中窥豹，他们文章的水平便可以想见了！ 这样的贤人流落在野，反而是宋之问一流的货色居然高居庙堂——这合适么？这绝不合适！ 往日没有可用的人选，容忍宋之问在朝也就罢了，好歹还能写两篇文章。但如果连写的这两篇文章都可以替代，那倒不如—— 【不过，相当遗憾的是，虽然以上十几位高士的诗文脍炙人口，但作为孕育出如此高士的初唐，却往往在文学史上显出莫名的黯淡，甚至从来不以文学兴盛而闻名。 原因倒也很简单。初唐虽然出人才，但七十年培育十几位顶尖诗人，这速度倒也只能算是一般的高产。可紧随其后的盛唐玄宗朝呢？那已经是什么高产不高产的问题了——那是母猪产猪仔，一窝一窝的往外生诗人——而且还都是质量高得出奇，横扫文坛无敌的那种诗人！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盛唐生产高质量诗人的效率都太离谱了。如果文坛之后真有某位艺术的女神在主宰，那么只能怀疑她大概是在玄宗即位时烂醉如泥，于是随手抛洒弃置迤逦，竟尔把天上最为珍贵的瑰宝这样随便而又散漫的堆砌在人间，以至于开元至天宝这短短二三十年里，能够辉耀千古的诗人居然一口气冒出了这么多！ 说真的，如果这位神明稍有理智的话，那么纵使要以文艺为这伟大的点缀气象、渲染光华，赏赐给人间一个李白，也已经是绰绰有余了吧？如若再加上王维、老杜、高适中的任何一人，那简直已经是天恩浩荡，足够后世感激一千年之久了。可她怎么——可她怎么能这样的奢靡无度，居然把这么多年的积蓄，一口气挥霍殆尽呢？ 所以，也无怪乎清代的诗人品评历代，会表现出那样的嫉妒，甚至质问“造化有私”了——是啊，无论以何种偏向品评诗歌，盛唐都可以在前十席拿下保三而争五的位置；千古名作的密度居然高到了这样吓人的地步，这难道不是造化有心的偏袒么？ 从各种角度来说，这种繁荣都是匪夷所思、超乎常理的。但有趣的是，历史缔造盛世时从不在乎什么常理。或者说，恰恰是这种超乎常理的繁荣，才能奏响超乎常理，高亢而又激昂的盛唐之音。 不错，要以常理与来约束这种强盛至极点的盛世之音，总是显得苍白而无力的。当我们回首盛唐时，所注目欣赏的，不恰恰也是那些突破一切旧有的规范与约束，不可预计且不可欣赏的美么？ ——譬如李白。 从各种意义上说，尽管才华高逸的诗人不胜枚举，但盛唐之音最为强烈且深刻的印象，当然来自于李白的诗歌——那种超乎于一切想象、痛快淋漓而天然自成的美；那种可以欣赏却绝不可效法的极致天才；那种蔑视一切并创作一切的慷慨激昂，虽是诗风的映照，又何尝不是时代的映照？文艺得风气之先，当李白在他的诗歌中抒发那飘逸而高举的仙气时，托负着他青云直上的，难道不正是盛唐的狂飙与飓风么？ 龚自珍点评李白，称“屈、庄实二，不可以并，而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本三，不可以和，而和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中儒、仙、侠一句，前人早有阐发，不算新奇；但唯独对李白屈（原）、庄（周）为一的见解，却真正是老辣而又精准，一针见血的点出了诗仙作品最为关键的本质。 不错，李白真正超凡脱俗之处，恰恰在于他那并屈庄而为一的美。他或许还缺乏庄子那深刻的思辨与屈原那雄浑纯粹的情感，但在其天才的作品中，则无疑已经将庄氏的飘逸轻灵与屈子的激越奔放合二为一，描绘出了同样瑰丽且奇伟的想象。 ……可是，奇怪之处也正在这里。毕竟，龚自珍言之凿凿，认为屈、庄的风格，是决计不可合并的。】 女皇皱了皱眉。 她也是颇有才气的诗人，但正因为颇有才气，才能一耳朵听出关键来——这所谓的“屈、庄实二，不可以并”，看似武断且无稽的判断，实则却有极深的洞见；显然，那位“龚自珍”也是眼光极为精准老练的人物，判断毫无差池。 但为什么这“李白”却偏偏能合二为一呢？ 【当然，这所谓的“不可以并”绝非是什么审美倾向与笔力的问题——屈子庄子都是文学史上开天辟地的绝顶宗师，绝不必对他们的才气有什么怀疑。他们之所以执守于自己的风格而不能兼得，原因并不在于审美的情趣，而在于某种深沉且不可兼容的价值倾向。 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于庄子而言，他文字中那种凌凌然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汪洋恣肆而无所凭借的自由与潇洒，唯有在遗世独立的离群索居之中才能获得。 出世的孤寂静是庄子美学的根本，一旦入世，人心就会沾染感情；一旦沾染感情，那飘逸空灵的美便一去而不复返——逍遥与飘渺与其说是文字修辞的技巧，倒不如说是主观精神的自在；血淋淋的实际却永远是黯淡而黑暗，如若倾注了过多的情感，遭遇了太为真挚的共情，那么在憔悴与悲愤的心境之中，还如何能乘风而起，飞扬而横绝四海？ 现实的引力实在是太沉重了，足以令一切飞扬跳脱的梦想都砰然坠地。 但对于屈原而言，他无上的美却恰恰在于他的深情。屈原的想象同样瑰丽灿烂，汪洋恣肆处绝不逊于《逍遥游》；但纵览《天问》、《九歌》、《离骚》，无论诗人如何的歌咏山精鬼魅神明魂灵，可徜徉于光怪陆离的彼岸神国之时，却始终念念不能忘却“哀民生之多艰”、“民离散而相失”，情深不知所起，但屈子牵系凡间的乱离与纷扰，却永远不会有庄周那样的自由。 概而论之，庄子出世而屈子入世，庄子忘情而屈子深情，两人都在美学上抵达了某个不可逾越的高峰，但正因为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因此彼此可以瞻望可以欣赏，却绝难融合——忘情者如何深情？入世者如何出世？强行汇合寒冰与烈火，唯有走火入魔而已。 所以，所以自《风》、《骚》以来数千年，有人取法庄周而有人师从屈子，深切参悟各有所得，都能写出洋洋洒洒名垂千古的不朽巨作。但从没有人能跨越这深情与忘情的界限，兼备这两种文学的瑰丽与飘逸。毕竟，向沉重现实倾注感情，则心灵永远不得自在；心灵如若自在，则难免忘情于沉重的现实，这不应该是文艺的铁律么？ ——除非，除非现实不再沉重，而足以令想象振翅而飞翔。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盛世的底色。 文艺为时代之先声，再出色的诗人也不能唱出脱离于时代的歌。李白之所以能兼有屈、庄之美，正因为那飘扬高举、恢弘不可一世的盛唐。至玄宗开元全盛之时，“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天下无贵物”，海内富实而社稷治平，整个华夏的文化与经济臻至了它的鼎盛，乃至于几乎接近了儒家梦想中“三代”的政治。 在这样的鼎盛之下，一切仿佛都是明朗、轻快而又无拘无束的，短暂的挫折无碍于长久的美好；时代绚烂飞扬的少年气概勃勃腾发，而现实竟然表现出了繁盛下的温柔。所以当诗人以饱满炽热的感情注目这个世界时，他竟尔能不被粗粝的现实所伤，依旧保有某种天真。 只有这种近乎于纯稚的天真，才能同时驾驭屈原的瑰丽与庄子的超脱；但也唯有繁华强盛到匪夷所思，以至于短暂超出了几千年常理的时代，才能孕育出这样的天真。一旦那个时代过去了，那么再充沛丰裕的才力，也无法回顾那样的气概，所谓“文章关气运，非人力”，诚斯言也。 所以，李白只是盛唐的偶然而已。所谓“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得”，那是可能而不可习、可至而不可悟的天才之美。这样的美在历史中是昙花一现的，正如盛唐在历史中昙花一现。 在开元数十年如梦的盛世之后，唐人的诗歌亦随之大变，渐渐尚俗而尚怪。现实再次变得残酷而严苛，于是归隐与入世的矛盾再次显现，尽管入世的经纶已然不绝于口，但审美的意趣却转而青睐于细腻而华美的情感。 这当然是一种千姿百态的美，但尽态极妍的华美之后却是惨淡的现实——文人们的目光已经远离了沙场远离了边疆，远离了错综复杂却生机勃勃的人世间，而更多专注于某种狭细与舒适的心境；征服与开拓的心境日渐消磨，转而演变为逃遁与孤芳自赏的自爱与自怜，对纤细柔媚情感无止尽的探索与品味。 这种风气自中唐而始，终至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纵有元、白等人逆势而为，也终究无力挽回这必定的趋势。而这趋势的结局，稍有常识的人都该清楚了……不错，宋化已然不可逆转，而纤细柔媚的宋词即将诞生。盛唐的气运已经终结，人力无所能为。 甚至而言，终结的又何止是盛唐的气运呢？当宏大、开阔、进取的唐人之心渐渐化为封闭、纤细而敏感的宋人气质，原本寄托志向的诗歌便必将走向没落，要为更细腻新巧的词腾出舞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朝之后，诗歌的高峰也再不可复得。 无论怎么来说，在回望】 眼见光幕渐渐黯淡，女皇眯起了眼睛。 沉默片刻之后，她轻轻呵了一声。 寻常人等或许只能在这满篇唐诗的鉴赏中头晕目眩，茫然不能自已。但女皇何等人物，自然立刻从光幕的只言片语中察觉出了底细： 所谓文为时之先声，为什么诗歌会一转由开拓疏朗奔放洒脱而变为狭窄封闭？为什么“并屈、庄以为一”的盛唐之音终成绝响，甚至被称为“人力所无能为”？ ……显然，在她那好大孙折腾出安史之乱以后，大唐便是一路向下，再不能恢复往日的荣光了。 不，岂止大唐是一路向下？鉴于唐诗之后流行的也是所谓新巧纤细自矜自怜的宋词，再未恢复昔日的大气雄浑，气象万千；那么由唐而至宋，恐怕这数百年之间，变化的的不止是渐趋封闭婉约的词章与心境，还有江河日下的国势。 ……恐怕，安史之乱以后，这片土地就再没有恢复过开元年间的气象吧？ 所以，自己那好大孙一时的过失，居然能影响如此之久么？ 女皇微微沉吟，隐约理解了天幕对这“安史之乱”非同寻常的热衷。 除此之外，在天幕长篇累牍的叙述中，皇帝还窥探到了某些更为有趣的东西。 于是她从蒲团上站起了身，覆手徐徐踱步。仿佛是在长久的思量。 踱步许久以后，皇帝平静开口： “朕倒有些在意这个‘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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