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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搭配之下，这可就真是要了命了。 总的来说，自宋朝以来，臣子们素质参差不齐，但以总体的施政水平而论，相当于汉唐简直是惨不忍睹的消费降级——不要说维持汉武唐宗开拓进取的雄风，革新制度的壮志，对后世的朝廷而言，即便维持华夏已有的局势，都已经艰难之至。 由靖康至明末，整个中原居然两次亡于异族之手，而天下倾覆家国兴亡之时，明宋两代士大夫的作为更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理喻，堪称类人迷惑行为大赏！ 用王夫之的话说，“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能够壮烈殉国的，都已经是士大夫中一等一的人才了，至于什么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绝世操作——你做什么梦呢？而今有这样的人物么？ 说白了，平时读孔子读孟子读春秋读得太多太深，士大夫们深自砥砺，的确可以磨练出一番死不旋踵的浩然正气，但浩然正气磨砺得再泠冽再感人，又真能改变实际什么呢？道德批判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士大夫们莫不成是指望着用道德批判来推动这个世界吧？ 这才是科举真正的，最致命的短板——朝堂上每一个人都是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天然而然伟大光荣又正确的道德高手，辩经能辩得天花乱坠浑然忘我，所谓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人肉转经筒；但朝堂之下呢？朝堂之下却是一泡烂污，行政能力在塌方一样的崩溃，整个社会的秩序也在这种崩溃中急剧萎缩，最后退化到连一千年以前都不如的地步！ 是的，是连一千年以前的秦汉都不如的地步——若以军事而论，则西汉时布警备于四方，朝廷甚至能为驻守边境的底层士卒提供基本的识字教育；而宋明精兵尽数淤积于京城，可皇帝敢摸一摸京城大营的底子么？ 而至为惨烈者，还是基层秩序的比较：秦汉之时中央的权力触手可以延伸到亭长一级，即使从而今遗留竹简的只言片语，也可以看出基层官吏在清理地方人口维护法律秩序的兢兢业业；而由宋至明清，朝廷的耳目则迅速自乡里一级收缩，仅仅只在县城中保存象征性的存在感，所谓的“皇权不下乡”正式发轫，华夏基层从此处于空芒一片的无政府状态。 这种种的退缩，保守、溃败，难道能归之于生产力，归之于某一个皇帝么？秦汉时以竹简牛车都可以维持的秩序，为什么偏偏到大宋以后便一败涂地，再也不可收拾？ 归根究底，还是南宋遗民马端临那句痛彻心扉的话：“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智益劣”——风气浇漓颓丧到了这个地步，就是以科举选拔的士人成千上万，也不过只是乏才而劣智的蠢货而已！ 如果纵观史论，那么这种因为行政能力匮乏而带来的秩序崩溃，对华夏的戕害简直无可计算。满腹经纶的辩经高手们唯一擅长的只有道德批判，而当现实拒绝按照四书五经的道德运转时，他们所唯一能做的便是破口大骂拼命攻讦，然后捂上眼睛视若不见。 所以我们能看到后一千年令人迷惑的历史进程——一方面皇帝肆无忌惮的凌辱这些只会玩弄嘴皮子的辩经家，毫无节制的扩张皇权；另一面却是朝廷果断抛弃了一切他们那贫弱的能力所不能负担的责任，蜷缩于区区几个大城市之中，真正开始了与乡绅贤达共天下的时代。 某种意义上，我们所熟悉的大半封建时代的罪孽，都是由科举选拔出来的辩经家们所创立的。权力厌恶真空，当朝廷的力量彻底从乡野中消退，宗族与豪强便接管了一切；随之而来的，便是宋代以后族权父权与夫权急剧的扩张，以及女性权益的迅速萎缩。乃至于沦为彻底的工具。 秦、汉、唐时，地方的官吏还能主动介入家族的纠纷，以法律稍稍维护妇女的权益；而宋朝以后，朝廷则默认宗族拥有处置族人财产地位来自身家性命的权力，我们熟知的“吃绝户”、“欺寡妇”便堂而皇之，闪亮登场 当然，仅仅默认还不够满足宗族的胃口，至明清两朝，这种摧残、打压与折辱更是抵达了巅峰。士大夫们摆脱了对女性最后的道德愧疚，堂而皇之的将“节妇”、“烈女”定义为了儒学新的规章，开始公然的允许宗族表彰“节妇”、“烈女”；于是族中女人争相求死，而地方县志中的“节烈传”开始迅速增长，终于蔚为壮观，自成一脉。 这是什么？这便是保守僵硬而孱弱的“宋化”——朝廷已然无力维持组织与动员，军事上衰竭得连祖宗疆域都无法维持；于是士大夫一转攻势，开始在女人的节烈贞操上大作文章；一切女人流下的血汗与泪水都因此变得甘美，而士大夫与宗族豪强们举杯痛饮，欢呼着这吞噬着受害者血肉而生的美好时代！ 是的，多么美好的时代！虽然士大夫们的行政能力已经溃烂到惨不忍睹，虽然范进与孔乙己们连最基本的人情世故都无法料理。但只要思想肯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在后一千年的光阴里，士大夫们一次又一次的将他们无法负荷的权力抛弃于地，任由最堕落最肮脏的势力将权力拾起。 至于孱弱的受害者是如何在豪强的权力下呻吟？那已经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可以说，后世对于文人一切卑劣、无耻、谄媚的印象，尽数来自于后一千年这些德不配位的贵物们。或许单个来看，被科举所拣选的士人都是光鲜亮丽的，甚至个人道德上都未必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但不要忘记，作为秉持朝廷气数的臣工，总荷天下事物的官吏，不作为便是最大最不可容忍的恶——权力空白中无秩序的恐怖，几乎必然要超过权力扩张时的恐怖。 然而悲哀的是，在低能中彼此厮混的士大夫们从没有意识到自己那可怕的境地。科举的选拔是一个无可挣脱的恶性循环，被经义道德洗脑的儒学士人已经无力维持宏大的视角了，纵有一二个不世之才，也不过是万马齐喑中一闪而过的流星而已，整个士人群体已经是太无能，太堕落，太颓丧了，即使光辉如于少保张太岳乃至岳武穆，也不过是绝望而痛苦的挣扎而已——他们愈发辉煌，便衬托得整个时代时代愈发的昏暗而又悲惨。 科举……已经无力自我革新了。 到了这个地步，历史所能回应的，也唯有同样尖锐而痛苦的呐喊了——那是一千年以来，所有被弃如敝屣的节妇、烈女、孤弱者们从血泪中发出的喊叫： 科举必须死，因为华夏需要生！】
第70章 大唐后事谈（三） 皇帝倏然从御榻上站了起来，一抬脚跨下了数级台阶，两步迈到了光幕以前，仰头凝视着其上漂浮而过的大字。 至尊的一举一动都该安详镇定，这样火急火燎的大步流星，委实是极大的失礼。但皇帝之所以不管不顾大失常态，正是因为被这天幕的长篇大论戳中了心头的痛处。 如果宋明清朝都在采用科举后出现了相当的症状，所谓保守而孱弱的“宋化”，那么，凭什么大唐就能超脱于此困境之外？ 甚而言之，在天幕口中历朝历代并不乏聪明通透的高明之士，如果他们辛苦挣扎一千年也没办法从这科举的“宋化”陷阱中挣脱，那是否意味着科举制有着某种难以修补的根本缺陷，以至于穷竭人力也无可回天？ 这对皇帝来说可绝非好消息。他的眼光老练而又独到，早已在天幕的只言片语中发现了某种不可违逆的历史进程——即使至尊本人还可以仰仗着功勋豪门维持朝堂，将科举仅仅作为用人的点缀，但他的后世子孙却恐怕没有这样强韧而巧妙的政治手腕，难免又会走上科举的老路。 一旦走上科举的老路，那么这“宋化”的结果就…… 一念及此，皇帝的脸色微微变了一变。 即使只有天幕语焉不详的科普，至尊隐约也猜出了宋化本宋以及被宋化之大明那惨淡的结果。国家兴亡何代无之，但中原皇帝先后被掳掠到东北与漠北做客，这委实就太超出想象了……更何况，宋徽宗宋钦宗明堡宗还不过只是王朝七八代的皇帝而已，国家还远远没有到衰颓灭亡的时候，能把这种级别的国力在极短时间内折腾到接近崩溃，所谓“宋化”的威力可见一斑。 李二陛下默然良久，终于长长吐出一口气来。 ……显然，积弊能蔓延一千年之久，那决计是制度的根基出了问题，已经不再是什么小打小闹的权术阴谋可以扭转的了。如果真要为子孙后世计，为千秋万代计，便必得大刀阔斧而未雨绸缪，在科举的党徒尚未根深蒂固胶连错结之前，为这新兴的制度弥补上它致命的疏漏。 譬如，改革考试内容。 不错，天幕长篇大论论述许久，态度已经昭然若揭。如果再依靠经义策问取士，那么科举选上来的便唯有一批又一批下笔千言而胸无一策的文学高人，最终贻害不可胜计；即使贵族传统的培养体系已经不可持续，那也要设法汲取这一套培养体系的精华，并融纳入新的用人制度之中。 但改革科举又谈何容易？且不说经义策问沿袭数代之久，早已成了士子心中莫可动摇的煌煌正道；就是真下定决心要动摇根基，又该在科举考试中调整加入些什么？ 骑射？狩猎？驾车？ 虽尔天幕将这些技艺视为所谓军事演习的一部分，但毕竟耗费太过高昂，如果强行在考试中塞入如此庞杂的内容，那么科举的公平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没有了公平，又如何能笼络寒门，维系朝堂的平衡？ 皇帝相当之敏锐的把握住了重点。他思索片刻，终于拎起长几上的金如意，随手敲击铜质的香炉。 铿然悠长的回音在偌大的宫殿中回荡，少许功夫以后，静候在殿外的宫人小心打开了紧闭的殿门，恭敬向皇帝匍匐了下去。 “先召魏征、房玄龄。”至尊淡淡道：“再召傅弈。” · 当宫廷的使者疾驰出太极宫大门之时，太子少傅、行中书令傅弈正在琢磨星图。 不错，正是太子少傅、行中书令——煌煌正品的高官，足以昂首阔步入太极宫政事堂与皇帝宰相议政的绝对重臣，堪称朝廷柱石与栋梁的顶级官僚。如果考虑到仅仅五年以前，傅弈还不过是区区从五品下的太史令，那这升迁速度简直已经算是祖坟着火，可以让人怀疑皇帝神智是否清醒的地步。 当然，数年之间青云直上直冲九霄，不止朝中百官侧目而视心怀叵测，就是傅弈自己也觉得难以承当。但在如此非同寻常的任命上，皇帝却展示出了相当罕见的强硬，不仅弹劾与劝谏的奏章一律留中不发，还绕开政事堂直接下发中旨，给傅弈赐了个男爵的爵位，毫无疑义的展示了抬举这位太史令的坚决态度。 而更为离奇者，还在于政事堂中诸位宰相——原本中旨赐爵是对相权极大的侵蚀，但相公们与皇帝稍稍议论数次，立刻便一转攻势，以绝对强硬的姿态附和至尊对傅弈超出寻常的提拔。如侯君集等激进者，干脆公开宣扬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要求朝廷重用如太史令一般的贤才，以此为天下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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