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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可是开创大唐的皇帝啊！ 李渊现在的心情阴郁一片，两个儿子都要谋逆，剩下的也是个野心勃勃的孩子，现在还要被不知何人给评头论足。这皇帝日子是真的过不下去了。 李世民一边观察着父皇变化的神色，一边仔细凝神倾听着天幕的每一个字，不敢错过一点。 虽然李渊很不满，但是他李世民可是知道天幕之重要性的，他恨不得不顾李渊的眼光，拿了笔墨一字不漏全记下来——这天幕既然跟着自己过来了，那长孙无忌在家面对着的就是一睹空荡荡的院墙，指望不上一点，还得是靠自己心中仔细去记，才最靠谱。 【李渊建立唐朝之后，和每一个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君主一样，需要吸取前朝的教训，再造出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来。只有根基打得好了，和时下的人民需求相匹配，统治才能有长久的可能。 我们来看一看他具体做了什么。 在军事上，他雷厉风行，加强军备，招降和武力手段并重，对未臣服的地区逐个击破，在十年内完成了整个大唐的统一。 在经济上，他鼓励农业发展，重新发行统一的货币，实行租庸调制，既稳定了国库的进项，又减轻农户的负担。 如此一来，李渊给大唐定下了一个不出错的大框架，这也保证了大唐可以照常运行百年。 这个大框架为李世民所继承，他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有了更开阔的视野。 有了这样的基础，李世民也可以安心在一个已成体系的大框架进行优化。 后人对于贞观之治的了解，绝大部分来源于吴兢编纂的《贞观政要》。想要去追溯为何贞观之治会得到后世如此的推崇，也离不开对这本书的研究。 在二十世纪之前，这本论著收到了历朝历代的褒赞之声，二十世纪后出现了一些批判性的见解。 对贞观政要的批判声音，一般认为此论著非信史，其中对贞观年间有诸多的美化和曲笔，不具有客观性。 这样的考量在主播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看到有学者对《贞观政要》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将其中的描写和其参考的《旧唐书》等进行比对，发现—— 这里边写起来还真的大有门道，曲笔、篡改、断章取义、驴头接马嘴等各种小技巧都用上。 举个例子，有一个叫庞相寿的官员，因为贪污受贿被罚除去官职。可这个人还有再入官场的心思，他就再次找到李世民，表达了自己的一片忠心，李世民被其感动，答应他让他官复原职。 这时，魏征，李世民的头号谏臣，立刻表明了他的不满，他认为这时这时不负责任的行为，庞相寿既然犯了罪就理应受到责罚，不应该靠打感情牌就超越法律条文。 李世民从善如流，依照魏征的意见驳回了庞相寿的请求，至于庞相寿，他赏赐了他一些财物。 以上都是前置小故事，接下来的才是《贞观之治》的小心思。 《贞观之治》记载道，此人拒绝了李世民的赏赐，流泪而去。 而《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是：“赐帛遣之，相寿流涕而去。” 你品一下，这个意味是不是完全不同了。 按照《贞观之治》的写法，李世民就是在教化贪官知罪，而庞相寿拒绝了李世民的馈赠也表明他有所反思，在向着清正廉洁转变。而按《资治通鉴》的意思可就不一样了，这小子是一点儿没反省，拿着赏赐其实并不满意，想到自己没能官复原职难过地都哭了。 说起来也没改几个字，但是这笔下的含义就完全变了。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的过错，因为这原本就不是为了保存历史条目而写就的著作。 回到这本书书写的起因和作者身上，就可以发现，《贞观政要》的编纂，与其说是一本历史著作，不如说是为最高领导人写就的一本政治著作，这更像是一本贞观年间的政治思想指南。 作者吴兢本人也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谏臣，在所有人都唯唯诺诺的时候，只有他敢于直谏李隆基，并且以太宗直言纳谏为例劝阻李隆基。在别人要求他修改史书时，他也直言不讳这是不正直的笔法，他不能也不愿。 这样一个人写出的《贞观政要》，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写的很多细节是和史料对不上的吗？不，这是他故意为之。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本论著的话，这些微妙的曲笔就可以理解甚至是原谅。整套书记载了诸多唐太宗君臣之间的讨论以及魏征等人的上谏，其核心目的是传达一种政治信念，告诉读者，要学习唐太宗直言纳谏的态度和王道儒家统治思想，像这样治理国家便是最成功的的。 这套书里包含了李世民治国理政以来的最大成就，也就是这一套完整自洽的，超越了父辈的儒家政治思想。 思想文化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头羊，其重要性不需再多言语。不管中间运用了什么样的文学手法，虚构或写实，《贞观政要》里所传达的理念，都是一座新的高峰。 书中传达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君主被要求以民为本，节制私欲，居安思危，谨言慎行，仁贤纳谏，臣子也要忠君爱民，戒骄奢纵。 除此之外，最具体的政务也有诸多要求，例如轻徭薄赋、选官以德才兼备、区分华夷本末等，这些都是总结历朝历代教训得出的最宝贵的财富。 李世民作出的实事我们后面再说，贞观之治之所以为后人羡慕敬仰，其实和另外一个著名的盛世——西汉盛世不同，此时的唐朝远远没有汉武帝那时的囤积丰厚，也做不到那样征战四方，打造出一个崭新的“汉”的概念来。 但是盛世的产生都是有其偶然性的，君王贤臣、风调雨顺或是外敌不犯，各种各样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才有了每一个超凡脱俗的治世的诞生。 而贞观年间的特殊性，在于它有着一种独特的气质，使得无数后人为之着迷。 我没能找到一个词来精确地概括这种气质，但是这种气质就藏在这本《贞观政要》中。 藏在唐太宗采纳的贤臣谏言中。 藏在这种不用因为畏惧君主而不敢说出自己真正想法的政治清明之风中。 藏在民为贵思想在帝王术中大大增加的比重里。 藏在人性本善的礼教里。】 ---- 不知道有没有人好奇，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四李元吉，那么老三去哪儿了呢————老三李玄霸，没活过十五岁，要是老三活下来说不定他们的斗争会更复杂（你们不要再打了啦.jpg）
第42章 李渊不由得对李世民刮目相看——或者说是不得不正视了这个第二子出众的才华。 原先为了尊崇立嫡立长的规矩，李世民的才华就算是看在眼里他也全当没看见，但是现在这可是独苗了，而且天幕的溢美之词也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其李世民。 李世民挺直胸膛，正在品味着天幕所透漏的未来。 【不过这也不是都一帆风顺的，唐太宗李世民的统治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武德九年太上皇李渊传位于李世民，至贞观十年，在这个时期内，贞观所独具的那种清明政治之风发挥了它的作用，唐太宗虚心接受臣子的谏言，臣子也为大唐的治理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这也是贞观之治最具代表性的一段时光。】 后面的内容李渊没太听清，他就听见“武德九年太上皇李渊传位于李世民”，感到了非常的迷茫。 “太上皇……传位？” 朕身体还好着呢？为何要将皇位传给李二？ 李渊怀疑人生的时候，李世民后背也出了薄薄一层冷汗。 李世民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在李渊和李建成面前导演出这一幕和“玄武门之变”截然不同的场面来，依靠的不过是三方手中的情报差。 李建成不知道李元吉给他捅了娄子，李渊也不知道李建成所说的玄武门之变是真的会发生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才得以安安稳稳地站在这里，准备成为新的太子。 现在李渊产生了疑惑，李世民连忙道：“儿臣不敢，按此天幕所言，儿臣日后的功绩也都是仰仗父皇的荫蔽……” 李渊忽然觉得有些力乏，他摆摆手，不再言语。 两个儿子都要反了自己，如此神迹也在告示着自己应当退位…… 也许这正是上天的旨意。 李世民大概也没想到，李渊没有怀疑到他头上，甚至还因为天幕的神降性质，认真思考起退位之事。 李渊也的确很难猜到其中复杂的真相，谁能想到，这天幕给兄弟二人同时开直播呢？他还以为这是那被压入大牢的前太子带来的神迹之物。 【贞观十年前后，对李世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首先是太上皇李渊的逝世。 前十年中，李世民之所以如此勤勉于政，一方面是他的个人性格和抱负，另一方也有李渊的功劳。 他的皇位是李渊退位给他的，他的一言一行都有这个老父亲亲眼看着，这也无形之中成为了李世民肩头的压力。 这是一种良性的压力，李世民在这样的驱动下，会更加勤勉，想要给父亲看一看自己将大唐治理地多好。 而贞观九年，李渊的离世就意味着李世民少了来自长者的注视。】 就像每一个在天幕中得知了自己寿数的人一样，李渊心中也难免涌现出一种惊讶和命定的悲凉来。 他不可避免地想到，如果李世民不是在武德九年接手皇位，那天幕所描绘的这种贞观图景是不是可能就不复存在？ 【再等到贞观十年的时候，又走了一位重要人物，那便是文德皇后长孙氏。】 听到这里，李世民陡然一震。 “观音婢……”他不敢置信地喃喃道。 他的观音婢今年不过二十有五，尚还是青春年壮之期，怎会仅在十年后就撒手人寰？ 【在初唐时节，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女性，她们在史书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长孙皇后就是其中一位。 她克己谦卑，但绝不仅是深宅里妇人。李世民治期内的贞观之治，也有她浓墨重彩的一大笔功绩。 李世民作为一个皇帝，处于最高的那个位置，他当然不是与生俱来这种虚心纳谏的气度，万人之上要能做到这个地步是很难的，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追随效仿的后世之人。 是长孙皇后，站在他的身后，为他提供了稳定的支撑。 例如贞观年间最著名的谏臣魏征，他直言上谏，触犯天颜，常常惹得李世民很不开心，又一次还赌咒发誓要把魏征杀了解气。 是长孙皇后在看见李世民发火后，问了其中的缘由，然后换上庄重的衣服，称要祝贺李世民。 李世民不解，问她这样的原因是什么，长孙皇后道：“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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