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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匪夷所思。汲黯以黄老出身，历任封疆，娴熟政事，自来便讲究实务，鄙夷虚谈；一月前他在太原开大横扫诸生，所宣扬的字字句句，也都是紧扣着“实际”二字——典籍读得再熟，不能用于实际，终究不过腐儒而已！ 但再怎么重视实际，也没有重视到任命工匠做官吏的地步！ 大汉自高皇帝定基以来，讲究的便是以经术取士；无论《春秋》、《孝经》也罢、《易》也罢，《礼》也罢，立志入朝出仕的士人，总得治一本经传，详细研究透彻，才有被征辟的资格；盖以圣人微言大义，尽在经传之中，后来人唯有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方能领悟治国安邦的大略。 正因如此，朝廷历来纳贤，都默认排除了工匠、商贾等的资格——做工经商都是“鄙事”，圣人所不屑；既尔圣人所不屑，那么浸淫再久，也终究与大道无缘，不过是熟能生巧的匹夫而已！ 当然，皇帝若以皇权强压，勉强招纳两个工匠做佞臣也不算难事。但要因袭而为制度，就必得有德高望重的大臣带头响应，才能打破朝野的疑虑，弹压诸生的不满！ ——显然，汲公便被选为了这个德高望重，为皇帝顶锅趟雷的大怨种。 以汲公的脾气，倒未必在意什么怨种不怨种。但他茫然片刻，却只能低低开口： “陛下，这……合适么？” “汲公有什么疑问么？” “百工百业的匠人中，当然，当然有聪明绝顶的人物，乃至善识文书，不在寻常的大臣之下。”汲黯吃力道：“只是——只是，匠人们再聪颖敏锐，终究擅长的也只是器物上的‘技’而已，虽说‘技近乎道’，但终究不是治国的大道……” 靠着种地炼铁的那点技艺能治国么？治国终究得经术典籍中的圣人大义吧？！ 汲黯在惶惑中抬起头来。再怎样豁达忠厚、思路开阔，他毕竟是大汉数十年经术伦理陶冶出的士人，无论如何也难以逃脱已有思路的窠臼。但正因为如此，他听到皇帝这不可理喻的奇异言论时，才不由自主生出了迷惑与惊异——至尊当然不是那离经叛道，不知死活的妄人，他既然开口议论，必定是深思熟虑，有了明确的成算。但为什么——为什么—— 汲黯猛的打了个寒战。 “陛下！”他脱口而出：“莫非是天幕——” 皇帝微笑起身，长袖飘拂之间，卷起了一块闪耀的光幕。 · 【在《人类简史》中，作者曾经以技术的观点来描述人类的文明。如果我们借鉴这个观点，那么同样可以发现华夏历史上极为有趣的暗线——由秦汉、唐宋而至明清，其中固然有跌宕起伏的往来冲突，形形色色的高峰与低谷。但总体而言，农耕民族对游牧渔猎部落的优势是在逐渐减弱的。 两汉时“一汉当五胡”，汉人纵横于漠北西域之间，所向几无敌手，所谓“日月所照，皆为汉土”，不是夸张而是实写，真正是强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乃至“汉以强亡”时，分裂而出的三国都能将蛮夷当经验包来刷。 至隋唐时，已然是“北狄之强，前所未有”，固然太宗皇帝天纵英明，但无奈后世子孙不昌，终究是“国都六陷，天子九迁”的收梢，虎头而蛇尾，平均水平已经大不如两汉。 至于两宋乃至朱明，那就真是常怀黍离之忧了；所谓有亡国，有亡天下；华夏遭遇的两次“亡天下”，恰恰都在这后一个千年里。 由神兵天降至大占优势，由大占优势至彼此僵持，乃至险被灭亡；这样清晰的，无可掩饰的趋势，是两千年历史中极为鲜明的底色。我们当然可以从很多角度剖析这个趋势——内政、外交、气候，但究其实质，恐怕还是《人类简史》说得透彻： ——技术终究是会扩散的，由已有技术所制造的不对等优势，也终究是会消失的。】
第50章 视频片段 冶金 汲黯愕然：“——技术扩散？” 天幕中所说的“技术”，莫不成，莫不成便是百工百业匠人们赖以谋生的“手艺”？但这样——这样琐屑的杂务，又怎么可能左右两千年的历史呢？ 要纵论这样宏伟的局势，不正应该从大处着手，议论王朝兴废、成败是非的圣人大道么？为什么，为什么天幕却要汲汲于工匠技艺的小事呢？ 汲公惊异不解，但在茫然迷惑之中，却隐约若有所思。 【纵览史册，汉朝横扫一切的强盛，恐怕不能仅仅归因于明君或者昏君，甚至不能完全归功于卫青霍去病窦宪等名将——所谓千里马常有，其余朝代未必没有这样才气横溢的人物；胡乱称许强汉而漠视了其他朝代的英杰，未必不是对历史的轻慢。 但历代英杰皆在，却再无法复刻当年强汉的风采，何也？ 因为时代变了，大人。 在古人传统的史学中，秦汉被视为自战国分裂向数千年帝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后世种种变革，均肇基于此；而汉朝时那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强悍，则源自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朝廷任命精擅经术的儒生为大臣，由上至下所践行的孔子“大道”。虽然汉家王霸间杂，施行的大道不够精粹，尚且不能达到“修德而远人自来”的至高境界，但也足够威服四夷，天下无敌了。 这种称许当然是给儒学脸上贴金。毕竟经术儒生成山成海的北宋，似乎也没有在对外取得过什么战绩。但局限于传世文献所选取的视角，古人也很难提出什么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了。直到后世的考古学横空出世，才在细节中窥见了汉朝强盛的吉光片羽。 上个世纪时，东海县曾掘出一批汉简，其中有《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统计了汉永始四年东海武库所藏的武器装备，其中大致有铠甲合计约21万套，头盔9.8万顶，马甲5330套。盾牌10万张，长矛等各类长兵器合计61.5万支，剑10万把，刀15.6万把。弩54万张，弩矢1146万支，弓7.8万张，弓矢120万支。此外还有连弩车、战车在内的各类军用车辆合计7174辆。其余杂物则不可胜计。 喔对了，从后来东海武库发掘的细节看，这些兵器、盔甲、战车，应该大多是用冶炼后的低碳铁所打造，更有韧性、更易锻造、更为精巧。】 只听当啷一声，汲公的手在几案笔砚上掠过，竟尔扫落了一支毛笔。 数十年临渊履薄的老臣，按理说不该有这样的失态；但听到东海武库那庞大得匪夷所思的数字，中大夫心中依旧起了波澜。 他不太熟稔军事，但仅以天幕所泄漏的数字看，这些盔甲武器少说可以武装出五十余万的精兵。 这还——这还仅仅是东海一地的武库！ 皇帝默默跪坐于前，看着中大夫俯身捡起毛笔，开口又补了一刀： “朕命人查阅了账簿，而今关中各地武库储备之和，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数字了。” 汲公手指一抖，毛笔又滑了下来。 不过他倒顾不得皇帝的恶趣味了。关中是朝廷的根本，储备了天下将近五成的武器；但穷尽国家物力所储备的关中武库，竟尔只能与一个小小的，僻局东南的东海相比？ 这要么是朝廷疯癫，将武备集中于关外，要么便是武器太多太充裕，以至于东海郡区区数十县之地，都能有这样的数字！ 说实话，在这样夸张的对比下，汲黯还真的宁愿相信后者……毕竟数量增幅如此夸张，委实令人不可置信。 【总的来说，东海及长安武库的挖掘，完全验证了考古学界长久以来的猜想——在两汉之时，华夏文明所掌握的冶金技术曾有过一个惊人的飞跃，不但质量大大提升，数量亦然扩张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而正因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原本昂贵的铁制武器广泛铺开，甚至有了钢铁器械的雏形。 这种材料学的革命引发的效果极为深远，其中最直白、最明显的效用，便是武器上的绝对优势。汉元帝时，陈汤千里奔袭北，斩杀郅支单于，向朝廷禀告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后世津津乐道，所谓“一汉当五胡”的案例，正源于此。 不过，陈汤不愧是亲临战争的将领，说话相当朴实，没有扯什么“以德化远”、“圣人大道”的高调，而是老老实实将胜利归功于为士人所鄙视的器物小技之上——此外，他估计的数目也算是极为保守了。以后世考古的结果来看，匈奴的刀剑、箭矢大约是以漠北铜矿低温冶炼出的青铜兵器，最多不能超过60厘米上下，如果再想铸长，因为质地和工艺问题，就必然会折断。 这样短小、硬脆的武器，在成熟冶铁技艺所锻造的锋锐铁剑之前，简直脆弱得像是小孩的玩具。仅以此二者稍作比较，当年汉军手持长剑横扫漠北草原，那种所当者死所击者服，流血千里伏尸百万，天下莫不战栗震悚的场景，便可以想见了。 换言之，当年汉武、汉宣与匈奴西域的战争，看似是冷兵器时代的互相斗殴，实则却是一方在抢先完成了技术革命后的降维打击——如果匈奴也有史书的话，他们应该能在记载中惊讶的发现汉兴七十余年以来汉人战力近乎于恐怖的变化。就技术而论，高皇帝时汉军的一只脚还留在战国那粗制滥造的铁器时代，至武皇帝时天翻地覆，汉军已经是用新式武器武装到牙齿，足可以纵横整个亚欧大陆的强兵了。 ——某种意义上，你都不得不赞叹武皇帝的好运。华夏数千年以来，有多少皇帝能侥幸遇到这技术革命、材料更新的宝贵当口呢？所谓技术改变一切，那真正是顺成人逆成仙，随风一步便可登青天，千载万载也难逢的良机。 当然，技术革命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武器。以迄今为止发掘出的遗址来看，自武皇帝以后，大汉朝廷在各处都开设了规模极为庞大的冶铁场地。按《史记》记载，武帝曾在全国各处设置四十九处铁官，负责锻造与买卖铁器。 这些铁官的规模无从知晓，但数字上显然是大大低估了。太史公大约只看过官方的数据，而忽视了大汉官吏在炼铁上强得可怕的执行力。以数十年发掘出的遗址来看，仅黄河以北，成规模的大型冶铁场便有一百五六十所之多，大半是武皇帝时期的造物；而冶铁场的选地，同样颇为微妙——武帝时的冶铁场，除云集于长安首都之外，多半都分布在邯郸、舞阳、莱芜、鞍山。 ——咦，这些名字怎么听着有点耳熟？ 不错，武皇帝的高炉选址多半都落在了河北。而河北——河北，数千年后的河北，依然是号称一地的钢产量能媲美世界之半的钢铁之都。河北的邯郸、舞阳，山东的莱芜，东北的鞍山两千年前是震动世界的钢铁枢纽，两千年后还是震动世界的钢铁枢纽。 甚至来说，这种选址离谱到了什么程度呢？——但凡二十世纪以来修建的巨型炼钢厂，你往它方圆数十里挖一挖，多半都能找到汉代的高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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