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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皇帝在朝鲜辽东战事上要送来如此含糊、朦胧，大大违背军事常理的消息？ 除非这预备良久的一战，并非是出自于军事的目的。 变法变法，固然前途光辉璀璨，道路却是回环曲折，幽暗难以揣摩；设若一往无前，顺风顺水，自然是尽善尽美的境地；可前进中一旦遭遇波折险阻，乃至于料理失当，又该如何应付反弹的汹汹浪潮？ 就算贵为皇帝，难道又能真弹压下一切变法的反对派么？ 所谓名将未虑胜而先虑败，皇帝身为名垂青史手腕老辣之至的千古一帝，当然不会不为未来的挫折留下退步的余地，而他预留的余地，恰恰就在这几份含糊朦胧的口信之中……或者说，牵系在他的心腹爱将，冠军侯身上。 ——一旦变法遭遇阻碍，朝廷的威望便将因此挫伤；朝廷威望一旦挫伤，便急需非常的手段来消弭影响。 而自古以来，还有比对外战争更能刷威望的手段么？ 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的权术了。所谓胜利可以解决一切思想问题，当年皇帝定一尊而大一统时，同样遭遇了黄老派外戚派功臣派乃至贤良文学激烈的抵抗，但对匈战场上只要赢几次胜仗，朝堂上一切的争论便立刻化为乌有，任凭贤良文学痛心疾首舌绽莲花，说得顽石点头天女散花，也不过是过眼云烟的区区聒噪而已了。 ——归根到底，人类毕竟是慕强的动物，而一切理论的雄辩也终究敌不过现实的冷酷；反对一个年轻气盛而一意孤行的皇帝很容易；反对一个百战百胜开疆拓土的皇帝却真是万分艰难，实在无法立论。 因此，朝堂上的争执完全可以转为朝堂以外解决。政治斗争与内部清洗太残暴也太无聊了，能借战争威望平息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动刀子呢？ 某种意义上，这大概也算是武皇帝别样的温柔——流蛮夷的血，总比流汉家大臣的血，更为合适吧？ 当然，这种做派不是没有风险的。带宋当年熙宁变法举步维艰，又何尝不想从对外战争打开局面？不要说收复燕云十六州这等可望不可及的终生使命，但凡能在对西夏的战场取得决定性的突破，都足够新党以此横扫朝堂威慑百官，积累底定新法的强力威望。不过嘛，五路伐夏屁滚尿流，当朝廷的裤衩子被区区西夏扒下来以后，熙宁变法也就要随着宋神宗的寿命一齐烟消云散了…… 所以说，做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的，你手上都没有几个登峰造极可以随时对外转移矛盾的强军名将，那也敢侈谈变法么？ 不过，这种由变法所决定的，对外转移矛盾式的战争可绝不好打。不同于汉匈之战的精密谋划，公孙呈现口中征伐朝鲜的“不好说”，是真正的不好说——不知道何时政治平衡就会破裂，不知道何时变法就会遭遇阻碍，不知何时就会有以军事胜利兑换政治威望的需求。而为了排除内部的纷争，主将很可能会被迫在并不合适的时间出兵讨伐，面临棘手之至的军事困境！ 某种意义上，这种目的不纯的战争甚至是违背兵法常理的——所谓多算而胜少算则败，战争中考虑的越多顾忌便越大，顾忌越大作战便越难；要让将领们为了国内的政治需求出兵决战，那何异于绑缚住士卒的手脚，而汲汲求胜于沙场？历来战史血迹斑斑，无数次在优势局所打出的送人头战绩，不就是因为这种外界因素的干扰么？ 狮子搏兔，亦出全力。临兵布阵，岂可一心！ 说白了，天书曾叙述的那带宋五路伐夏，送人头式的惨败，多半也是因为皇帝为谋求朝堂局势而催逼过甚，最终屁滚尿流一败涂地，不但没有挽回威望，反而丢尽了大宋的脸面。 显然，以皇帝的聪慧敏锐，不会想不到这点细节。之所以在口信中如此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大抵也是给君臣之间留一点颜面而已——冠军侯要是真觉得这开战的时机不甚措手，大可以默不作声，封还旨意；避免一场政治与军事双重的打击。 当然，真要是选了这条路，那一切由变法所引发的危机就真只能内部解决了。而内部解决的方案，永远是那么残酷。 霍去病思索良久，隐约心领神会——毫无疑问，如若他松口答应下来，那么这一场变法的成败兴衰，乃至整个朝局的起伏动荡，便真要在茫茫未来寄托于自己一人肩上了。如此责任深重，路途艰险，不能不令人惕然生出敬惧之心。 于是冠军侯沉吟良久，终于低声道： “不知大将军……” “陛下说，大将军要奉命留守京师，随时监视长城以北的异动。”公孙度叉手道：“请冠军侯不必过虑。” 所谓“不必过虑”，俨然又是皇帝的暗示。既然要做变法这样得罪人的事情，那以至尊老辣娴熟的手段，当然不会不顾及内廷的安全。有卫青不时坐镇京中威慑宵小，才真是神鬼辟易万邪莫当，稳稳当当的改革护法。自然，再考虑刘氏诸侯王在造反时勾搭匈奴人的爱好，让卫将军隔三差五到草原逛上一逛，也不失为良法。 霍去病唔了一声，但终究喟然叹息： “《孙子兵法》云，军者，一曰道，一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如是而已；真要摒弃天时之利，自蹈于辽东险地，则兵凶战危，难以逆料。若帅臣无孙、吴、韩、白之能，恐不能克尽全功。” 既然不能占天时之利，对将帅的要求便大大提高。这样稀里糊涂先天不利的政治仗，也只有孙武吴起韩信白起才能打得了了——要是普通而又自信如大宋，那结局可是实在不能妄言…… 这警告如此森严直接，略不隐瞒，由不得公孙太守不悚然警惕。他一一仔细记下，而后恭敬行礼，庄重询问： “……那么冠军侯以为，谁可以当此重任呢？” “喔。”霍去病很直率：“我应该可以。”
第103章 武周后世谈（一） 武周，天命三年，七月。 区区三五年光景里，神都洛阳的情势已然是天翻地覆，迥然不可想象；自天授元年，女皇乘天命而登临大宝以来，朝中勋贵兴衰枯荣几度更易，而今俨然是又换了人间——鼎革后李氏衰落武氏兴起，酷吏佞臣们借着罗织构陷青云直上，一时显赫莫可比拟；但数年前宫中风向突转，皇帝一改往日崇信神佛汲汲于祥瑞谶纬的作派，接连下旨肃清纲常厘定风气，态度之森严峻肃，前所未有。而武家诸位纨绔废物，乃至攀援而上险恶无行的酷吏，便是在这一场风波中登高跌重，下狱问罪者不知凡几。纵使贵为勋亲的女皇堂侄，魏王武承嗣，亦被囚于宫中，从此不知所踪。 如此铁面无情，内不避亲，纵使宰相重臣亦愕然不解，乃至暗自生出惧意——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敢于往自己的心腹手足动刀子的君主，没有一个是好应付的。 这些猜测丝毫不错。在以狂风暴雨横扫了一遍自家的废物亲戚之后，皇帝迅速便挟此涤荡乾坤的积威，施展雷霆手段整顿吏治，借重刑清洗朝廷自上而下一切萎靡不正的风气。所谓正人先正己，立身而言行，先前皇帝默许纵容子弟贪墨，因此立身不正难行严法，朝野风气亦为之颓丧；而今下手先砍自己一刀，凌厉威严立刻便是勃然发作，压得公卿百寮动弹不得，再也无力阻止这狂风扫地的清洗。 而如此的清洗自然是别有用意。整肃官场不久的天命元年，皇帝立刻便下发数道诏令，以决绝的姿态宣示要“与民更始”、“再立新政”，不但接连派遣御史官吏检视各方水利与田地牧场，更颁布所谓《关中钦定耕作纲要》，纲要中条分缕析，叙述详密，不但一一规划了关中水文地理的流布兴革，更借地利而筹谋规划，厘定了数百上千条水脉沟渠的走向与脉络，以此修订水文调理沟渠挖通地脉，上上下下统合全局，足可以为关陇数千里之地提供源源不断的灌溉水流，彻底解决自隋末以来关中用水彼此割裂冲突、浪费极为严重的窘境。所谓“水旱由人”，大抵不过如是。 自古农耕靠天吃饭，最大的困扰便是水灾与旱灾，真要有这么一份统筹全局的水域图纸，那功德可谓无量。不过关中数千里耕地辽阔几无边际，真不知女皇是从何处得来这份指点水脉如掌上观文的秘宝。 但秘宝并非关键，关键的却是皇帝的决心。关中人口富庶百业云集，人地冲突的矛盾颇为严重，算是天下第一繁、难、艰、困的重任，非得大毅力不可料理。即使刻薄强横如隋文帝，亦只能浅尝则止，草草了事，又何况其余？可天命元年下发耕作与度田的诏令以后，女皇却真正是寸步不退，坚定不移，竟尔一步一步咬牙推进战线，反复拉锯折磨，将此百余年的繁难重任渐渐落到了实处——而期间百般矛盾谋划，千种繁难苦恼，则琐屑繁杂得不可胜计。 种种详尽的政务不必细说，在此仅以一斑而窥全豹：自垂拱元年女皇以圣母的身份摄政以来，朝廷垂衣裳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海内无事，政务清闲俭省，君臣议论不过三日一次，两三个时辰而已；而天命元年革新伊始，不但宰相日日于凤歌鸾台挑灯当值，君臣议政频率更是迅疾增加，终于到了一日两议每议半日的地步——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开天下风气之先，提前享受了超出于九九六的福报。 这种种蹈厉奋发的举止委实大大出乎意料，数载之间激浊扬清力行新政，简直有当年太宗皇帝贞观施政的遗风；因此市井议论，其实不无揣测之语——昔日太宗皇帝于玄武门“诛管、蔡之乱”，以不可言说的手腕谋取大位，而后数十年励精图治夙兴夜寐，未尝没有“逆取而顺守”的意思；而今皇帝以圣母临朝，难道也有效法先贤，借治世以洗刷声名的用意么？ 这猜测牵扯到唐周两朝最为敏感深刻的逆鳞，真正是碰也不能碰的话题。因此，虽然升斗小民议论纷纷，舆论甚嚣尘上；宰执重臣们谨守法度，并不敢随意开口议论——自然，九九六福报无休无止，原本也不会留给各位公卿多少妄议君心的闲暇。 不过，以权术谋夺的皇位自然不如沙场征战来的皇位，女皇的权威亦远不如太宗皇帝的权威；皇帝推行新政的举止并非一帆风顺，一旦触及利益的底线，依旧遭遇了强烈的反弹。当皇帝下发了清理关中诸州水文的诏令以后，迅速便有大臣上书陈请，以为度田扩隐清丈水文的事务至为紧要，为示天下以诚，应当拣派皇室宗亲总览大局，震慑一切不谙大义的宵小。 这条奏请因循惯例，内容简直无可挑剔，但谦卑恭谨的条文之中，却隐约埋着极为险恶的伏笔。皇帝的母家武氏肆行非法，声誉已然扫地无余，若派出武家武三思武攸暨等等卧龙凤雏出行监察新政，那便是拿煌煌圣旨当擦屁股的厕纸，即使女皇的颜面也要被清扫个一干二净；而摒弃武家——设若摒弃武家诸多人选，圣上还能有什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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