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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李丽质迅速反应了过来，宰相们看重这篇文章，当然不会是想领略朱明那所向无敌的贸易实力，而多半是想要借鉴些什么——所谓你也是华夏，我也是华夏，双方彼此彼此平起平坐，都享受着所谓“经济规律”的福祉。大明可以在盲目痴愚的无意识中攫取如此惊人的利润，那凭什么我大唐不可以？ 当然，局限于而今这点可怜的人口与生产力，想要如大明一般横扫天下敲骨吸髓气吞万里如虎，那是不太可能了；但求其上者得乎中，大唐先把西域天竺波斯等等的贸易一口吞下，总不成问题吧？ 当然，贸易利润尚在其次，最关键的还是大明光辉的示范，再稍稍联想朝廷现下的困境，那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朝廷想用白银铸钱？”她低声道。 “有几位户部的堂官有这个意思。”李孝恭徐徐道：“主要的议论，是打算以铜钱为主、银钱为辅，在大宗的买卖中倡导银币，也算能省下一笔铜的开支，稍稍喘一口气。” 李丽质皱了皱眉：即使对钱法轻重并不熟稔，她也能听出这办法的风险来。铜钱银钱并行于市，看似是应付缺铜危机的良法，但银铜之间彼此贵贱不一，却也会扰动民生。为了保证物价的平稳，朝廷必须时时调控银钱与铜钱兑换的比例，在银价高涨时抛售白银买入铜器，或者在铜价高涨时抛售铜器而买入白银。 而今朝廷手上还捂着几个应急的铜矿，可白银就…… “国库的白银够用么？”李丽质道：“总不能真如天书中的大明一般，仰赖贸易输入吧？” 且不论西域的白银能否够得上天书中所谓“美洲”的零头，依靠行商那时有时无的白银供应，依旧是冒险之至。 “当然要有所变革。”李孝恭道：“户部的堂官大多指望广州市舶司的收入。此外，据天书所载，东瀛小岛百物匮乏，但银矿产量却颇为丰富，相隔也不远。” 李丽质眨了眨眼睛：东瀛的确近在咫尺，往来也算熟门熟路，如果天子所求取到的造船术真的实验成功，那此处倒真正是可以稳定控制的白银来源……户部堂官思虑至此，倒也算精细。 当然，这设想天马行空，终究还是要参照已有的实践。长乐公主顿了一顿，继续阅览麻纸上细小的文字： 【总的来说，虽然西洋各国在十五至十七世纪已经在贸易上被带明锤得屁滚尿流，但他们面对的其实只是华夏实力冰山一角而已。毕竟，带明朝廷在财政上是出了名的摆烂到底，在早期是禁海禁商断绝来往（当然，基本执行不怎么下去），隆庆以后好容易打开海关融入市场，却又对这白银汹涌而来的贸易局势一片茫然，仅仅只是以一条鞭法承认现状而已。 至于什么投资新技术什么保障商业环境什么刺激经济，在想屁吃么？ 所以，在整个近古时代，吊打全世界乃至抽干美洲贵金属产量的手工业，其实不过仅仅是华夏潜力海洋中溅射出的一滴水珠。 不过，这一滴水珠却似乎给了欧陆的知识分子以某种奇怪的印象。大概是被华夏产品狂暴轰入之后神经错乱，不少学者们绞尽脑汁试图解释东方这bug一样的贸易能力，而且还真让他们折腾出了一点东西。 譬如说，法国重农主义的代表，赫赫有名的魁奈带学士与杜尔哥带学士，就从长久的研究中发现了中华工业如此强盛的缘由。他宣称，华夏之所以能在商贸中所向无敌，是因为他们的皇帝充满了智慧，懂得完全的尊重事物自身的规律，而不是去扰乱商品的运行与生产。而欧洲之所以卖不出货去，正是因为欧洲法律太习惯于阴谋诡计，背离了这伟大的理性传统与自然法则，一言以蔽之，还是体制不行。 ——带明带清诸位皇帝：是吗？ 喔对了，为了描述中华这无与伦比的智慧，魁奈还专门从老子的论述中找出了“无为”一词，并将其翻译为“自由放任主义”，立志要将此中华之“自由放任主义”发扬光大，彻底纠正欧洲那沿袭百年政府干预经济的恶劣体制，实现西方的全面中化。为表决心，他还特意将自己著作的出版地标为了北京。 所以说，若按照欧陆大学士魁奈、洛克等人的观点，在自由主义经济学领域，什么西方学派都得往后稍稍，我带明老朱家历代圣君仁主，那才是所谓自由经济小政府永远的神呐！ 不过，虽然欧陆大学士的暴论实在令人目瞪口呆，但真要剥去他们对中华皇帝的奇妙光环，其实这些人的论述还未必有什么大错。老朱家当然扯不上什么经济学，但要论自由放任不管不顾，那彼时欧陆各国，恐怕还真只能瞠目其后——毕竟吧，对于绝大多数的贸易而言，带明朝廷存在与否，确实区别不大。 而某种意义上，这种菜得抠脚的行政能力还真是歪打正着。拜当时空前繁荣的买卖所赐，沿海对人力的需求水涨船高，竞争日益激烈。手工业的作坊主在广袤的市场中血腥搏杀，竟尔部分实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梦寐以求的境界：华夏在扩大出口，以规模效应压低价格的同时，居然还百般出彩迅速提高了质量，展示出惊人的比较优势；甚至连自由市场中常受诟病的工人待遇，居然也在巨额白银的刺激下提高迅速。 可以说，至隆庆万历年间时，整个由海贸带动的经济是真的有了惊人的增长。这一点可以从传世之《三言》、《二拍》乃至《金瓶梅》等世情小说中窥探一二。晚明时南北市集繁华已极，不仅达官显贵奢靡挥霍享乐游宴，即使底层的百姓也能不时沾润，饮酒食肉，乃至享用稀奇的珍品。所谓“穷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赋役轻。耕者鼓腹，士好辞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纵使贫穷孤寡，亦能果腹安乐，昔日开元天宝之盛世，无过于此了！ 由自由放任带动贸易兴盛，由贸易兴盛带动经济发展，大概亚当斯密当前，也要目瞪口呆高呼内行，好歹给皇帝陛下磕几个。 不过，自由放任的经济，难道是没有代价的吗？ 巨量的白银注入当然带来了财富增长，但白银毕竟是通过海贸注入中国的，能够分享这滚滚财富浪潮的，也唯有沿海各地的豪商与百姓而已；彼时商贸发展带动手工业发展，沿海的百姓大量抛弃农耕从事商业与力工（“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依靠手中丰沛的白银购粮过活，依旧可以逍遥自在。但古典时代生产力不算发达，天下粮食多半是定数，当江南两广需求量暴涨时，又是谁的粮食份额被相应压缩了呢？ 陕西陕北与九边：是啊，谁呢？ 可以说，虽然明朝晚期的第一波全球化尚且原始粗粝，但却已经完全展示出了国际市场的无上威力。被容纳入国际市场的优势地区赢了又赢，享受着大概是封建时代数千年间最为舒适的生活，时人号称“极乐世界”；可被国际市场摒除在外的弃子，则会遭受经济与生理双重的盘剥，充分体会到原始资本的血腥。 在漫长的隆万盛世中，如陕西陕北及九边等内陆地区无法在贸易中分润，反而是商人惑于重利润，要将本地粮食源源不断的输出，挤占岌岌可危的储备。而以白银为税收的“一条鞭法”则更加重了困局。内陆天然的缺乏银两，农民为了逃避官员的考比，不得不将粮食以极低的价格售出，真正是剥皮削骨的压榨。 换言之，带明在享受着自由经济的好处时，也终于面临了自由市场老生常谈的问题——资本的马太效应实在太强，资源的配置严重扭曲，危机已经近在眼前了。 此时，即使没有什么高妙的经济学知识，仅以一个政府的本能，带明朝廷也该有所举动了。以当时可行的措施看，上策是开拓国外粮食市场缓解粮荒，组织九边失地农民参与全球分工；中策是设法征收豪商重税，尽力补贴内陆；下策——即使是再不得已的下策，也要将陕西及九边的一条鞭法暂停，允许他们以实物缴纳税收吧？ 可彼时的万历皇帝在干嘛呢？万历皇帝在持之以恒的摆烂呢。 当然，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说法，市场那无形的手是万能的，只要等待的时间足够长，总能够等到市场出清、资源配置重归理性的时候。只不过嘛，当崇祯年间水旱蝗灾接踵而至时，陕西的老农们似乎失去了等待市场恢复理性的耐心，他们果断重拳出击，先将朱明的皇帝陛下给出清了。 自由主义先贤、经济带师朱皇帝竟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哀哉！】 读到此处，李丽质都不觉倒抽了一口凉气。 行吧，她算是知道宰相通读这份天书之后，心中是何等的万马奔腾了！ ——无怪乎要千里迢迢，特意请河间郡王来转交这一张麻纸！ 显然，大唐与大明情况迥异，绝不可相提并论。但正如天书所说，“棍棒打不垮经济规律”，某些规则在历史之后若隐若现，却绝不会特意的照拂大唐。既然双方都不能割舍贸易中惊人的重利，那么双方便都不能逃脱这“市场”的掌握。 如果大明滚滚而入的白银最终引爆的是陕西是九边是整个内陆此起彼伏不可遏制的农民起义，那么大唐呢？ 不错，仅以西域的利润，或者还不足以撬动局势。但设若造船与航海技术大为发展，远渡重洋轻而易举，那么由广州等地输入的利润，由东瀛输入的白银，又将会引发何等不可知的变故呢？ 公主忍不住伸手揉捏额头。即使被天书熏陶再久，她的思维仍旧有相当的局限。即使亲临商贸一线，所能想到的也不过是往来买卖多多益善，金银永不餍足；却从未曾料到，如果利润实在太多，波及实在太广，也会生出不可知的变故…… 想到此处，她终于低声开口： “宰相们——宰相们是个什么见解？” “莫衷一是。”李孝恭叹了口气：“皇帝命政事堂诸位相公与重臣们商议，彼此争执良久也不得要领。部分大臣以为，继而风险如此之大，不如暂停贸易封锁关隘，观望以后再说。” “荒谬！”李丽质脱口道。 “暂停贸易”？说得轻巧！陇右多少人靠着西域往来通商的重利过活？一旦切断买卖，岂非等于活活逼人作乱？ “宰相们也是这个见解。”李孝恭道：“魏征魏相公更是直接发了话，说朝廷自西域及两广收来的利税，三成都拨入长安太常仓，充作关中百官百吏的俸禄及赏赐。一旦贸易切断利税无以为继，这个缺口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弥补，只能请建议锁国闭关的大臣们自己参详。” 显然，魏相公虽尔与皇帝与房玄龄与长孙无忌颇有争执，但不过是执行道路细枝末节上无谓的争论而已，在开关通商加强贸易上的决心从无动摇。当初将百官俸禄与外贸利税挂钩，便是出自他的建议。所谓动人钱财如杀人父母，无论再如何强势的重臣，妄想要将满朝上下的薪俸砸个一干二净，那必定也是千夫所指，屁滚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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